混合政體與法治－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VII

第九講

這是關於亞里斯多德的最後一講，內容著重於控制派系間的衝突。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說法，混合寡頭政治與民主兩種原理的國體是最能有效控制派系，並避免受任何一方極端意識型態支配的政體。Smith 教授強調，國體的概念預言了麥迪森（譯註：美國第四任總統）所呼籲的政府類型，即分割權力並使其接受制衡，藉以避免專制與內戰的極端後果。

第九講：混合政體與法治－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VII

Steven Smith教授：我今天要以總結亞里斯多德作結，第三部曲，在我開講前，我想請這些同學，是的，感謝，還有你的鄰居，清醒點，謝謝！展現一點對亞里斯多德先生的尊重，他也是你們的老師。我今天想要談關於亞里斯多德發現美國，這也許對某些同學而言是個驚奇，亞里斯多德竟然發現美國，但我馬上就會加以解譯，從很多方面看來，無論是對亞里斯多德，還是每位政治系的同學而言，最令人最感嚴肅與嚴重的問題是派系的問題，如何控制派系？如何控制派系間的衝突？這個問題在《政治學》第 IV 及第 V 冊中特別被強調出來，亞里斯多德將其以政體、政權的詞彙形容成是他認為最能成功控制派系的主題，這種政權的必備特色，事實上，他稱之為 Politea，即希臘文中的政體的原字，政體對亞里斯多德而言，即是代表寡頭與民主原則混合的政權，他因此說，應避免來自任何一種極端的支配，透過結合一些元素，就像前人所為，結合少數人與多數人，政體的特徵便轉為是由中間階級、中間團體所統治，中間階級，如他所言，能獲致兩種極端政黨的信任，至少它的人數足以避免階級鬥爭與派系衝突的問題。亞里斯多德寫到：「當中間元素的力量夠大時，派系衝突與因不同政權本質而分裂的發生機率即降至最低，所以，亞里斯多德從這個角度看來，比 James Madison 著名的《聯邦主義者文集》第十號聲明更早發現控堵派系的方法，應可以這麼說，你們應記得，你們大部份，甚至應是全部人，都已讀過第十號《聯邦主義者文集》，Madison 扼要敘述了控管廣泛共和政體的方法，他說，眾多的派系，從很多層面看來會彼此監測與平衡彼此競爭，因此，避免了單一派系主宰並導致多數派專制或多數階級專制的局面，亞里斯多德提議混合寡頭與民主的主張似乎，從很多層面看來，預言了 2,000 年後 Madison 呼籲政府必需分權，他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 51 號中說到，野心必需由野心來中和，以避免，換句話說，極端的局面，諸如專制與內戰，我無可避免但會得到結論，且我相信任何敏感的亞里斯多德讀者都會得到的結論是，亞里斯多德，事實上，早在美國憲法寫就之前的 1,500 或 2,000 年即已創建，你們可能會覺得很驚訝，因為亞里斯多德已作古千年，但那麼想可能只是我們自己的偏見，我任教於紐約 CUNY 研究中心的友人 Peter Simpson，他在其文章中主張，而我覺得十分具有說服力，他說亞里斯多德，事實上，早就創建了美國憲法，我提到，若說他未創造可能只是我們的偏見，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第 II 冊中提到，世界無窮止境，其中所有事物都已創建，他說，世界不斷經歷階段性的摧殘及劇變，文明雖被降格至野蠻，但終究會復原並再次茁壯，你們可能認為，如果這個理論，即劇烈變革的理論為真，我們就不能排除像美國憲法或相同於美國之其他現存憲法，早在遠古，遠至亞里斯多德的年代即已創建的可能，你們認為可能嗎？嗯，當然！但，亞里斯多德的混合憲法仍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不同於我們的憲法，亞里斯多德瞭解混合憲法是階級的平衡，即一人、少數人及多數人，但他其實並未堅持，如你們在閱讀中會發現，政府的職權是否真的分離，將權力切割開來，對他而言，只要每個階級多少分享到一些統治權力，那即也足夠，而這導致更多不同點，我們傾向於將分權原理想成是個人安全與自由的必備條件，不是嗎？我們通常認為個人自由與安全是分權的目的，因為一旦政治職權過度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我們面臨的風險便是獨斷政府及個人自由的危機，但對亞里斯多德而言，並非個人自由，而是城市運作中或能運作的福利才是最要優先考慮的事，個人自由充其量僅是附加於亞里斯多德式混合政體的產物，而非其所要定義或首要的目標，任何對此不同點有興趣的人，我建議你們對比或比較亞里斯多德的混合政府與孟德斯鳩《法意》第 XI 冊或《聯邦主義者文集》中的一些重點篇章，以探究亞里斯多德先生修正，從很多層面看來，Madison 智慧的方法，我認為這樣的對比，從某些層面看來，是值得的，亞里斯多德不僅瞭解分權原理的重要性，還有平衡派系是控制衝突與鬥爭的方式，他同時也瞭解到，財產、私產及商業對一個共和繁榮的重要性，我們並未談及太多這方面的論述。但在第 II 冊，記得嗎？他花了相當篇幅評論柏拉圖的《理想國》，因為後者對其公民一致性要求太多，蘇格拉底要求共有產權，至少後備階級應具共有權，但亞里斯多德主張城市並非天生一體，也就是說，某些差異是組成城市所必備，當所有的財產都共有，較可能的狀況是，城市會遭遇共同疏漏的不良後果，而非享受共有權的好處，他清楚地明瞭，從很多層面看來，私產與商業的功效，亞里斯多德寫到，事實是，當城市愈趨近於一體，愈結合在一起，它便不再是一座城，城市的本質是擁有一大群人，當它愈趨近於一體，它變成像是家庭，而非都會，更像一個個體，而非家庭，我們在第 II 冊中看到，亞里斯多德提出了這個評論，針對過度要求集中一致性，集中財產的主張，他雖然注意到商業與財產的重要性，但城市存在的主要目的，如他說到，並非財富，並非創造財富，在這一方面，有用的對比將是把亞里斯多德與像亞當‧史密斯這樣人物放在天秤的兩端，後者是著名《富國論》的作者，亞里斯多德寫到，如果財富是政治的目的，則你可以說，腓尼基人，腓尼基人，遠古世界最優秀的商人，腓尼基人治理的是最佳政體，但他否定這種說法，亞里斯多德從未認可那種由一位著名美國總統所說的主張，即美國的本分就是交易，政治合作關係，如他所言，必需被視作是為了高尚的行為而妥善履行，他告訴我們，財富、財產是為了德行而存在，並非德行為了財富而存在，一如亞里斯多德也將會評議美國人視政府為交易機構，因為經濟而存在的傾向，他同時事先就評論到美國人傾向於組織會社，即我們所謂的政黨，因那惡化而非控制政治衝突，這些政治會社或黨派用他們的權力激怒群眾，用他們的權力激起危險的熱情，致使美國政治家趨近於蠱惑民心的政客，而非政治家，他也將關注奇怪的美式選舉方式，那有別於透過抽籤決定的希臘式指派政治官位模式，他會視選舉不過就是加劇煽動行為的傾向，每一位尋求官位的人都會無恥地淪為盜賊，承諾所有他們明知壓根兒無法及不能兌現的政治支票，想想，幾乎任何你知道的政客名字。此外，雖然美式政體，從很多層面看來，原則上是對所有人開放，且對於平等感到自豪，但無疑地，亞里斯多德將會視其官職為，實際上，僅對有錢人及那些能得到，有錢人支持的領導人物開放，使其變得較像是以共和面具偽裝的寡頭政體，所以，亞里斯多德也評論了美國憲法及美國的政治文化，明顯地，美式政體有許多是亞里斯多德仍會覺得值得讚揚的，雖然那並未符合他的最佳政體概念，而這正是《政治學》最後兩冊，第 VII 及 VIII 冊所集中探討的主題，亞里斯多德對於結構的描述是概略的制度結構、最佳政體的構造，僅聲明最佳政體是由最優秀的人所統治，也就是說，那是一種貴族政體，一種貴族共和，我現在要來談談這種政體，在亞里斯多德的理解下，什麼是這種貴族共和的必備條件，其實現與必要性，在這部份的《政治學》，亞里斯多德對當時的希臘政治教育傳統與模式提出嚴肅的挑戰，每一項，從很多層面看來，都跟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遙不可及，首先，他告訴我們最佳政體的目的，亞里斯多德眼中《理想國》的著作目的並非戰爭，而是和平，最佳政體的公民，據他所說，如果有義務上的需要，必需要能承擔戰爭，但目的必需僅限於為了和平與安逸，我們再次看到，他的評論不侷限於斯巴達，同時還擴及雅典及其帝國野心，再者，亞里斯多德瞭解安逸的目的，當他說政體的最終目的是和平，而和平的目的是安逸，他瞭解的安逸不僅是放鬆、享受私人時光，享受假期，安逸不單意指休憩或靜止不動，安逸是教育的必備條件，或是套用他有時會使用的詞彙－哲學，這裡所謂的哲學，在他看來，似乎不是在提抽象或推測思想的能力，而是一種通識教育，一種他保守視作Megalopsychos 的人，直譯即是高尚靈魂的人或偉大靈魂的人，Mega、megalo 即是偉大的意思，Psychos 與心靈、靈魂這些字有關，高尚靈魂的人，偉大靈魂的人，紳士是，從很多層面看來，對亞里斯多德而言，這種教育形式的理想接受者，這種通識教育，另外，在某個層面上，紳士也是本書的理想或說完美聽眾及讀者，我們可以開始清楚地發現，亞里斯多德的最佳政體如何有別於柏拉圖對哲學家國王統治的不妥協要求，這種 Megalopsychos，紳士，以嚴格的標準看來並非哲學家，從社會學角度看來，亞里斯多德清楚地指明，Megalopsychos 不像哲學家，前者繼承了一定程度的財富，主要是地產，但其生活模式卻是在都會當中，這人將會被我們稱之為都會貴族，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斯多德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生動的心理與生理特徵清單，這類貴族必定具備此種 Megalopsychos，他說，這類人展現了一種對瑣碎事物的崇高超脫，讓我們大多數人無地自容，亞里斯多德告訴我們此類人的行動緩慢，除非事情的重要性已到緊要關頭，他總是加倍回報恩惠，避免任何人情債，他說，紳士說話坦蕩，不偏不倚，有點像《紐約時報》，因為掩飾將會使其降尊，他有時可能會刺傷他人，但這僅會是慎思後的惡毒話語，此外，亞里斯多德告訴我們這類的人還將會擁有一些美麗但無用的東西，不只擁有財富，還有一種經教化的美感，猶如這一切還不足夠。亞里斯多德告訴我們，Megalopsychos 走路緩慢，因為匆忙是不莊重的表現，隨時保時高調，講話總帶深沈嗓音，清楚地描繪出理想的政治家或讀者，本書潛在政治家讀者的特質，你可能會說，最重要，能區別出紳士階級與哲學家的地方是一種特定的知識或實際智慧，紳士可能缺少像蘇格拉底般的思索智慧，但他卻擁有實際理性的本質，擁有行政事務所需的實際判斷力，亞里斯多德稱這種知識，這種實際判斷力，他稱之為 Phronimos，像我在黑板上所寫的，擁有它的人稱之為 Phronimos，一位擁有實際判斷力的人，這個詞彙的定義類似我們所謂的常識、實用才智、判斷的能力，判斷力，這明顯和思索或哲學智慧不同，Phronimos 是一位能進退得宜，掌握適當事務，尤其是針對任何複雜的情況安排，最重要的是這類人物展現了特殊的見解與識別力特質，使他或她有別於其他人，那些較理論或具思索心智的人，這種 Phronimos 判斷力的特質，實用才智的特質，常識的特質是如何形塑而成的？亞里斯多德告訴我們，這類的知識是一種最適合政治的知識，這並非，而他也很明確地指出這點，這並非理論知識單純僅為抽象的真理，也非具產能的知識，即他所謂的 Techne，具產能的知識，能用以加工製造工藝品，那這到底是啥？這是一種如何表現將動作目的完整詮譯的知識，你可以說這較不像是真實主張的本體，而較像是狡猾的訣竅意識或說政治悟性，這類知識需要判斷力與商議能力、商議技能或商議藝術，亞里斯多德說，我們僅在事情還有選擇時才商議，我們商議，以求保守或改變，讓事物變好或保守它不至於變得更壞，這類的知識將是政治家最關注的藝術或手腕，在特定情況下要如何做出決定，這是最優政治家所應具備的技能，你也可以說，即是憲法之父，如同前人所公認，他創建永恆的架構，讓後代及門徒們能用以應付變革，這一種政治技能及智慧，由創城者、政體立法創建者們所擁有的特質，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是一本關於這種技能所需之必備知識的著作，這種實用判斷力 Phronimos 特質，實用才能具體地探討於一部我認為很優美的作品之中，但沒有明顯地提及亞里斯多德，這是一位英國政治哲學家 Isaiah Berlin，在場有人聽過 Isaiah Berlin 嗎？沒人聽過？著名，十分著名的英國哲學家，於幾年前，即 90 年代後期過世，我希望這本書能為你們帶來些啟發，大家都應讀 Isaiah Berlin，無論如何，他的著作寫的很棒，書名為《政治評斷》，書中他提問：「何種智力特質是成功政治家們所應具備，以使其知識有別於所有其他種類的理性與知識」？他的回答如下，我要直接引用他的話，「我試圖描述的特質是對公共生活有特別的瞭解，而那正是成功政治家們所共有的特質，無論他們是從邪念或善念出發，代表人物像俾斯麥、塔列朗或羅斯福，還有像是加富爾、迪斯雷利、格萊斯頓或凱末爾等各國前任首相、總統，具擁有偉大心理寫實家的特質，而這很明顯地正是較純理論型天才所欠缺的特質，像是牛頓、愛因斯坦、羅素，甚至佛洛伊德等人」，所以，很像亞里斯多德，他區別出一種實用技能，由偉大的心智所擁有，至少是政治心智，並提及那十分不同，他所謂的偉大心理寫實家有別於另一方的偉大哲學家與科學家，「我們要如何稱此為能力」？Berlin 繼續寫到，他如下寫到：「實際理由可能是意不意識得到哪種方式可行的差別，這是合成而非解析的能力，合成知識，例如馴獸師瞭解他們的動物、父母瞭解小孩或指揮瞭解其管弦樂隊，這有別於化學家知道試管中的物質，數學家知道其所使用符號所要遵守的規則，那些缺乏這種實際智慧特質的人，無論他們擁有其他什麼特質，無論他們多聰明、有識、富想像力、寬容、高貴、有吸引力，或在其他方面極具天賦，都將全被歸入政治智殘」，在此，Berlin 告訴我們那種政治知識的特質，即亞里斯多德所形容的 Phronimos，但這種知識是如何形塑而成的？我們與生俱備嗎？有些人就是天生擁有這種知識嗎？或那是經驗的累積？亞里斯多德並未提及，但我想答案是介於兩者之間，那是一種特質，如我同意 Berlin 所說，由某些偉大的心理寫實家所擁有，我必需提到托爾斯泰、亨利‧詹姆斯或者還有最偉大的珍‧奧斯丁，以上是如果你們想知道哪一位作家援用這種偉大的判斷、識別力與實際推理技能的話，那也是偉大政治家的一項美德，Berlin 開頭首先提到俾斯麥、迪斯雷利與羅斯福，我還要加一些名字，像是伯里克利斯、林肯、邱吉爾，讀讀他們的作品，研究他們的歷史，他們提供權術的實質教育，教導我們如何談判，精確的如同亞里斯多德希望我們所能達致的程度，而這也帶入一個較大的問題，且是貫穿亞里斯多德整部作品的精神，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科學為何？用途為在？他試圖做啥？問這樣的問題等於是在表述一種亞里斯多德有政治科學，政治的科學嗎？若有，那為是關於什麼？若要開始回答這個問題，你也甚至可以說，開始以正確的方式思考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暫時放下亞里斯多德的大作，回頭提問一些基本的問題，亞里斯多德所指的政治為何？研究政治的目標與目的為何？亞里斯多德學習政治事務方法的最大不同點為在？今日，政治科學」一詞意指獨立的學科，是我們集中稱之為社會科學的多種學科之一，範圍涵蓋政治科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還有更多，每一門學科都試圖給出一種獨特的解譯，關於人類的行動與互動，經濟學處理包含財富生產與分配的交易，社會學處理管治地位與階級的問題，人類學專注於文化，依此類推，治科學處理哪些事務？它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為何？政治科學的核心，至少根據亞里斯多德，在這方面，我絕對是亞里斯多德學派，讓它有別於其他研究的地方是政體的概念，Politea，對他而言，政體並非人類活動的一個分支，而是基本的原則或說是指導原則，使所有其他學科化作可能，這就是為何亞里斯多德不將政治研究視作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的學科，它較像是他所謂的主導科學，決定政體內所有其他研究的高度與地位，他對政體的研究，也就是說潛在且管理每一種規範的憲法原則即是讓亞里斯多德不同於其他社會科學家的地方，當你們在學期一開始時選修了這門課，可能會以為這只是另一門政治科學課程，你可能未瞭解到，或許，你正開始學習的是他所謂的主導科學，「科學中的科學」，就某些層面而言，就因為亞里斯多德將這種優先考慮加到政體之中，因此讓他的政治科學有別於今日的政治科學，今日，你會說政治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較不敢將這種優先考慮加到任何特定的知識分支當中，可能的例外是經濟學家，他們常認為是經濟動機與交易決定了所有可能的人類行為，天曉得，也許他們是對的，但亞里斯多德必會加以否定，對亞里斯多德而言，政治優先於其他學科，因為如他所主張人類是政治的動物，要成為政治動物的首要是擁有演說或理性的能力，以讓我們參與社群或由共享公正與不公標準所統治的生活方式，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科學預設一種特定的概念，即人類是能言語的動物，我們不只能生活在一起，像其他很多動物一般，還能共享規範的安排，那是我們的 Logos，我們的理性使社群成為一種可能，並能表達或創造出一種可說是轉圜或不確定存在於我們的行為之中，讓我們有別於其他物種，正是這種他認為的轉圜使政治社群不只是共享標準合意的所在，更是如他所言，公正與不公之道德爭論的所在，政治是關於衝突，關於公正的衝突，對他而言，作為政治動物，是要參與或接受這種持續對話與辯論的挑戰，關於公正的最初本質，拒絕參與這種對話，等同宣判自己是局外人，套用他的話，非神即獸，若要為人，即必需加入對話。亞里斯多德加到政治中的中心論點迫使我們考量另一個問題，即這門研究的目的為何？我們為何想要加以研究？乍看下，答案似乎無疑是明顯的，因為要獲得更多知識，但什麼樣的知識？所為又為何？大部份對政治研究感興趣的人是因為他們對讀過之報章或電視報導感興趣，主題像是選舉、政治領袖及政黨，因為不同的原因，他們可能覺得戰爭的主題很有吸引力，或是他們親睹或聽聞過的革命，因為想要學習這些事務，所以我們才會研究政治，這不僅在現代是事實，遠在亞里斯多德的年代亦同，亞里斯多德確實體認到積聚政治知識，你也能說是收集數據、整理實證是非常重要的事，《政治學》第 III、IV、V 冊顯示出，亞里斯多德政治的經驗依據層面，我要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到底這種知識所為為何？亞里斯多德到底想要以此作何發揮？或他想要我們藉此作何發展？政治，政治科學，他在《倫理學》中再次告訴我們的並非理論性主題，見諸物理學、形上學或數學，這也就是說，其目的並非單純僅為知識本身，然而，研究政治的重要性可能是因為它的存在不只是為了知識，而是行動，或用他所使用的字眼，Praxis，同義，政治科學的存在是為了人類好，《政治學》開頭首句即確認這項論點，他說，一同我們所讀到，每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一些明顯的益處，所有的行動、人類行為都是致力於達到某種益處，而且透過行動表達出來，所有的政治行動都是以保守或變革為目的，當我們開始行動，即是為尋求保守或改變，所有的政治行動都可說是受到改善或惡化的指引，這暗示著改善和惡化的標準，也暗示著一些我們判斷益處的概念，至少亞里斯多德如此認為，他相信研究政治是，不只是單純為了知識本身，而是讓知識供政體運用，知識幫助改善政體或避免它惡化，其目標並非只是為知道更多，而是要知道方法，而這不僅需要理論上的智慧，還需要政治判斷力及某種實用知識，亞里斯多德對後者有長篇的探討，這種實際判斷與回應的特質是多少屬於政治藝術或政治技能所特有，一同亞里斯多德所說，那不只是能讓國家大船繼續航行的能力，更是最偉大政治家導引大船的能力，讓大船安然入港，即是一種政治家所需的知識，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科學絕對是極致的權術科學，這是一個我們不太能聽到的詞彙，權術或領袖風範，因那在今日的政治科學可能包含，太多的價值觀，講領袖風範太過主觀或說權術，而也是這個字，它含帶了特殊與強烈的內涵，誰是政治家？政治家的特質為何？我已提到過一些特質是亞里斯多德認為 Megalopsychos 所必需具備，最偉大的政治家，這將十分有別於，諸如週五及下週開始我們要讀人物的特質，即馬奇亞維利與稍後的賀伯斯或洛克，有別於他們所認為偉大建國者或政治家所應具備的特質，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給出他們自己的願景，哲學家國王、高尚靈魂的人，Megalopsychos，但政治家的致高展現即是政體、法律與制度的創建者，他們提供憲法架構供我們在日後依據探討與運作，所以，如果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科學是一種領袖風範的教育，則我們要問其方法為何？其特殊的方法為何？我們如何教育一位政治家？我們如何教育一位潛在的政治家？其方法為何？這個問題可說是每一門成熟科學要問的問題，因為握有方法才能讓成熟的科學有別於簡單的一堆實據、傳聞、靈感式的猜測或隨機的見解與觀察，若沒有透過獨特的方法來獲得及組織知識，我們都將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所以什麼樣的獨特方法才是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所欲提？從某種層面看來，亞里斯多德拒絕加入方法論者的遊戲，在一則有名的《倫理學》訊息中，他說，我們的討論將是足夠的，如果它達到其主題範圍內最清楚的程度，如果它達到其主題範圍內最清楚的探討程度，換句話說，他似乎是在說，援用方法論的純粹模式是錯誤，尤其是運用於像政治這類的學科，因為其多樣性與無可預料性，他說，這是受過教育者的特點想必是受自由教育者，他們不會要求多於主題事務所允許之外的精準，但這樣的邏輯本身即在很多方面啟人疑竇，主題允許多少精準性？我們如何得知？事情總有，他也提到，總有一些事是特別的，關於用在研究政治的方法上，我們必需讓方法適用於主題，而非讓主題事務遷就於一種預設的方法，若堅持那種方法論的純粹模式，他暗示，那會像是強加入一種連貫性的假象，一種虛假的確定感或絕對感，針對研究政治而言，但這門科學是多樣與難以預料的，且總是時有變遷，雖然亞里斯多德可能否定有單一方法適合研究政治，但他卻也提出一套通用的問題，政治科學家必需加以探討，他將這些問題安排在《政治學》第四冊起始的篇章中，他條列了四條這樣問題，首先，政治科學家必需要抓牢最佳政體，營造出最合意的情勢；其次，他告訴我們政治科學家必需考慮何種政體在較不理想的情勢下會仍會是最佳的一種；第三，政治科學家必需要有一定的知識能讓任何政體趨向穩定與協調，無論它多麼不完美；最後，政治科學家必需知道改革與勸說的技巧，即我們所熟知的政治說帖，讓現存的政體能成為最佳的一種，四項合一，這些問題是預作為質詢指引，用作形塑與指導質詢，它們並非預作為產生確定或特定的結果，而是要指引及知會政治家及公民，尤其是在決策的事務上，謹記，政治科學是一門實用科學，一門判斷科學，一門專注於指導行動的科學，特別是當處於特殊的情況和局勢之下。亞里斯多德最後提到，很重要的是，政治科學語言表達的是常識或政治角色的尋常語言，實際上，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中幾乎沒有行話，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科學全盤維持在尋常談話的範疇之內，這樣語言並未主張是科學淨化過的含糊話，反倒是接納了實證的標準，適用於身處辯論與議會、法庭、政務會議之場合中的與會者，亞里斯多德式政治科學的語言是人類的語言，政治動物的語言，你會聽到他說及從屬或獨立變數之類的詞彙，你不會聽到他使用技術行話，做作地從學科外引入政治科學或政治研究，亞里斯多德最突出的地方是，他的語言明顯地是指向公民與政治家，而非其他的政治科學家或哲學家，其傾向是公眾，直接指向公眾，其精神所在亦於公眾，其關心的是公共利益，與今日的政治科學有著天壤之別，今日，政治科學家看似較關心促進抽象的科學事實與主張創造一種嚴格方法論且純粹的政治科學，而亞里斯多德較關心的卻是政體，現代政治科學從很多層面看來倡導高立於上或獨立於政體之外以求客觀與公正，宛若是從另一個遙遠的星球來看待人類的事務，亞里斯多德的立場卻是置身於政治與政體之內，讓自己成為其中的一部份，當然，我們都知道當今的政治科學並非如此中立，他們常硬加入他們自身的觀點與價值，他們的價值判斷，他們將這些強加入到他們的討論當中，他們視這些價值觀是純粹主觀的，可說是他們自身的價值判斷，嚴格來說，並非政治科學的一部份，但我們都知道，不是嗎？最當代的政治科學家傾向於是自由主義者，其價值觀是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這導出一個問題，當代政治科學與自由主義的關係僅是偶然，或之間，有些本質的，一些必然的連結介於兩者之間，一位仔細的讀者會開始思量，哪種政治科學較科學？是亞里斯多德明示且必然可評價的這種，他並提供建言與規勸給政治家與公民，告訴如何照管其政體，或是當代政治科學，這種主張中立與無黨派，但走私其價值觀和偏好，且總是走後門就在這個黨性的注解上，我以此作結，我要提醒各位，星期五課上，《君主論》駕到，我們將開始探討馬奇亞維利。 2006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