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與國王-柏拉圖的《理想國》V

第六講

本堂是《理想國》的最後一講,重點放在自控,由 Adeimantus 在其發言時提出,蘇格拉底堅稱人們要學習駕馭的最強力激情是他所謂的Thumos,用以表示「意志」及「慾望」,與公共人生的野心有關,無論是良善的政治家或大暴君都共同追尋。本講的結尾是柏拉圖對正義的概念,即城市與靈魂的和諧。

第六講:哲學家與國王-柏拉圖的《理想國》V

    Steven Smith 教授: 今天我有個不可能的任務,完成《理想國》剩餘的部份,依照我指定給同學的進度,過去,我會分配兩週的時間來消化《理想國》,等同四堂講課,但因為我想要加一些內容到課堂來,所以我必需砍掉《理想國》的一堂課,今天我要付出代價,我會有點快速地,很可惜,但我會帶到一些重要的主題,關於創建正義之城,創建 Kallipolis,然後試圖在課程結束時,就像我處理每一位思想家,談及在當下的脈絡,柏拉圖對現代美國的觀點,柏拉圖會對今日的我們說些什麼? 但我想從《理想國》中的一個重要主題開場,在第 II 冊由 Adeimantus 關於自控的談話中所引出,並由蘇格拉底關於控制、審查城市的詩學與藝術進一步導入,而這個大主題可被稱為「控制激情」,這是每一位崇高道德家所關心的主題,從斯賓諾沙到康德,再到佛洛伊德,我們如何控制激情?而這更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關於正義的大主題,每一位偉大的道德哲學家都有其辦法可以助我們,讓激情得到某種控制,並進而產生某種道德的力量,不要忘了這個主題是在,第 II冊一開始時,由 Adeimantus 所提出,他帶進了自控的概念,或他稱為作為個人目標的自我守護,我們如何保護自己不會因激情而導致不公?而蘇格拉底強調的其中一項最有力的激情是蘇格拉底式的激情,即他所謂的 Thumos,翻譯成英文即意志,忿怒,或在聖經另譯為心,心比天高,擁有 Thumos 及所有其暗示的含意,那就是柏拉圖所謂的激情,出類拔萃的政治激情,那是一種對名聲的熱愛,對卓越的熱愛,引領特定男女去追求他們在公共人生、公共場域中的抱負,這樣定義的意志或說 Thumos 特質明顯地與我們追求英雄主義及獻身有關連,但它也與我們對他人的支配慾及欺壓慾有關,Thumos 有種雙重隱喻的意涵,它能導引我們到一種類似義憤及忿怒,當遇上不公的情況時,但它也可以導引我們到天秤的另一端,即支配與欺壓他人的慾望,這是蘇格拉底認為每一位偉大政治領袖及政治家所共同擁有的特質,但也明顯是每一位暴君所擁有的特質,而《理想國》所提呈的問題在很多方面,這些整本書重點環繞的問題是這些 Thumos 特質是否能受控制,它是否能被重新導向?重新導入為公共利益服務?蘇格拉底透過一個故事來導入 Thumos 的問題,一個特別生動的故事,我希望你們能都記下。 在第 IV 冊時,他告訴我們關於 Leontius 從牆外走來的故事,柏拉圖寫到:「Leontius 從皮里亞斯走出北側牆外,他感受到屍體躺在劊子手的周圍,同時,他也渴望看到這些屍體,他想要看到這種怪誕的景像,這些屍體躺在那兒,但事實是,他覺得噁心並轉過頭去,有一會兒內心掙扎,他將臉摀住,不過慾望終究壓倒一切,他強迫自己睜開眼,並衝向屍體,說:『看吧,死鬼,享受這美麗的景像』」,書中 439c,蘇格拉底講這故事不是要理解控制激情,而是一種強烈的 Leontius 所感受到的內心掙扎,我們看到他的衝突情緒在看與不看之間打架,一種他希望觀察的感覺,但他某方面也在和自己戰鬥,明白自己瞪著這景象時會瞠目結舌,他覺得那很可恥,而他感到丟臉,有一個關於這的實例,我特別喜歡,那是在去年由 Justin Zaremby 所講到,他說這種情緒我們都會在開車下交流道時感受到,當那時發生了一宗撞車意外,我們經過事故現場,每個人都慢下來,他們都想看,但他們希望看到啥?他們都想要看到血,他們想看到是否有屍體,他們想看事故的嚴重程度,而我們都經歷過這碼子事,我們都明白那是不道德的人才看,我們本應繼續駛離,就像蘇格拉底會說的,「管好你自己的事」,但同時我們就算是違意,仍不得不看並滿腦子想著要看,想一下這實例及 Leontius 的故事,下次當你(妳),如果你們已有駕照的話,下次開車上高速公路並看到類似情景時,那便是由 Thumos 所引起,那應是你慢下觀看時感到羞恥的原因,有時我們不得不慢下來,因為前方每個人都已減速,我們別無選擇,但無論如何,那場意外,蘇格拉底的故事都連結到一個事實,Leontius 是一種特別的人,他自視為驕傲、獨立,想要控制自我情緒的人,但當然行不通,他是與自己戰鬥的靈魂,所以也因此是潛意識會與他人爭鬥的人,而《理想國》嘗試做的是提供我們策略,而我們甚至能稱之為療法,用以處理 Thumos,讓它接受理性的控制,並助我們達到某種程度的平衡,介於自控與節制之間,而這些特質合在一起,便是蘇格拉底所謂的正義,達成的方法僅有透過由理性控制慾望與渴求,而本書所提問的是,理想的正義是否能為政治起示範的作用,它是否可以作為城市中正義的模範?他在城市中的正義,靈魂中的正義間建立了這個關連,有哪些療法或策略可用於解決靈魂中的不公或靈魂中的某種不平衡?那些是否可以用某種方法轉換或轉移到公共正義、政治正義或城邦正義?對吧?還跟得上嗎? 以此為基礎,蘇格拉底提議如何著手建立 Kallipolis,他的作法是透過他所謂的三波,有三波改革,約略可以這麼說,那會協助創建正義之城,第一波是,記得是什麼嗎?限制私產,甚至要廢除私產制,第二波,不要家庭;第三波設立哲學家國王,每一波在某些程度上都被視為是真正建立正義之城的必需條件,我不會解釋每一波,但我想稍微提一點,因為它和我們特別有關係,即是他建議男女同受教育,那是他計劃中很偉大的一部份,特別是關於不要家庭,因為那樣男女就可以同受教育了,對吧!蘇格拉底平等教育建議的核心是依著他知道或暗示那將會被笑的脈絡,他暗示,那將一定會被 Glaucon 和 Adeimantus 視為無稽之談,他表示,沒有一種工作是不能由男女同等勝任的,蘇格拉底是女性主義嗎?他表示,當性別差異放到政治支配的位置時,已與禿髮與多髮間的區別無關,蘇格拉底不是在說男女在每一方面都相同,他想說的等同是指在任何工作職位的競爭上,在 Kallipolis 城中不會有性別障礙,他從很多方面看來是第一位偉大的捍衛者,第一位將婦女從家務中解放出來的偉大鬥士,但這個提議伴隨著特定的代價,他告訴我們等同地位競爭的提議需要平等教育,當然在此,他表示男女若真放到相同的管理方式中,那將在很多方面會出現問題,例如,他們將在共同的體育課中競賽,他們將裸身競賽,因那是古希臘人運動的方式,他們將裸身在共同的體育課中競賽,想一下,更甚之,他們的婚姻與繁殖後代將會是如他所說的只是為了這座城市,守護階級的成員之間不存在羅曼蒂克的愛,性關係將只是單純為了生育,而有缺陷的胎兒將會被流掉,這項禁令的唯一例外是守護階級成員已過了生育年齡,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要還有能力,就准許與任何他們喜歡的人做愛,一種休閒式的性,作為他們一輩子自控的獎賞,生育可能無可避免地需要女性,但接下的養育將是社群的職責或至少是一個守護階級,還要有共同的日托中心,一種類似希拉蕊著書所提「養育一名小孩需要整個村子的協力」,她明顯援引自柏拉圖,沒有小孩應該認親,也沒有父母應該辨認出他們的孩子,這個方法的目的是要去除「我的」與「我」的意識,並提升一種存在於守護階級之間的共同團隊精神,「一個苦樂並存的社群」,蘇格拉底在 464a 提到,我們在創建的是一個苦樂並存的社群,我將感受到你的痛苦,當然你也會感受到我的痛苦,反對蘇格拉底的聲音當然有,而且早在亞里斯多德等下一代即已出現,我們如何關心事物?我們如何真正關心共同的事物?我們學會關心與我們最相關的事,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僅能對我們自己的事展現適當的愛與關懷,而無法延伸至共同的事物,亞里斯多德論及,共同所有權等同於一種共同的疏漏,孩童並不會培養的比較好,如果將他們交由守護人來共同照顧的話,或放在日托,他們仍會被等同地疏忽,但是因為這,你們可以思考一下關於其真假與否的問題。 但就在這種平等對待男女的脈絡中,常有些事未被注意到,而那是蘇格拉底對改寫戰爭法則的努力,因為守護人當然已受過訓練及教育,以成為守衛、戰士、軍人階級的成員,首先,他談到孩童必需接受戰爭藝術的教育,這必需是他們的基礎課程,蘇格拉底說,讓孩童們成為戰爭的旁觀者,孩童應被帶到,依他所提,帶到戰場上,即打仗的地點,讓他們在場觀戰,熟悉並習慣於看到戰爭及一切,伴隨發生的事,不只是要排除各類守護者視為不良行為的懦弱,蘇格拉底更暗示應要有,聽聽這個,「色情作為對最勇敢者的獎賞」,色情作為對最勇敢者的獎賞,思考一下以下出現在 468c 的了不起建議,蘇格拉底提到:「我要添加到戰爭法則的是,只要守護者們繼續作戰,沒有他們想吻的人應被允許拒絕要求,所以,只要一名男性剛好喜歡某人,無論是男是女,他將勢必會渴望贏得英勇的獎賞」,這也就是說,勇敢的獎賞,意即展現出的勇敢,英雄應被允許在他們執行偵察時親任何人的嘴,無論是男是女,有一位道德特別崇高的編輯,在二十世紀編到柏拉圖這個段落時寫了一句註腳,「這應是柏拉圖書中唯一一段讓人想要擦掉的話」,他的感性受到那一段話的冒犯,但我很好奇想問哪一種?這是否仍可在今日的軍人召募中起強力的激勵作用,你們認為呢? 好吧,想一想,我沒有答案,但我們終於要從守衛的教育進入正義的課題,正義為何?我們不斷地自問,整本書柏拉圖與蘇格拉底都在挑逗我們的問題,最後我們終於來到這一講,柏拉圖式的正義觀是關於和諧,他說到,那是關於城市的和諧與靈魂的和諧,我們也瞭解到兩者其實在某些方面是同源,正義被定義為是將城市約束在一起並使其協和的力量,或像他以另一種方法所說,包含每個人及每件事來執行那些功能,那樣他們都可最適當地打點自己,其他的每一位公民,蘇格拉底表示,都必需被放到本來就適合天生適合的位置,一個人,一件工作,他如此表示,所以一個人可以專精於一件事,而非多件,一人一事,他再說,這樣整座城便會自然地一起成長,正義似乎意謂著謹守本份,城中正義謹守著勞動區分的主要原則,一人一事,每個人都從事天生適合他們的任務,有一個人,誠如你們已猜到,提出多重異議,而亞里斯多德似乎再次拔得頭籌,柏拉圖過度地強調和諧似乎會摧毀構成城市的自然人性差異,每個人都有一件且只有一件專長嗎?果真如此,由誰來決定每個人的專長?這樣的計劃正義難道不是過度強制性地將人逼入事先設定好的社會角色嗎?難道不應讓個人自由選擇他們自己的人生計劃嗎?無論結果會如何?但無論會如何,柏拉圖相信他已找著一人一事的公式,一種特定的基礎來營造政治公義,也就是說,城市的三個部份,工人、後備軍人及守護者,每人都緊密合作且各司其職,只管他們自己的事,在此以外,特定的和平及和諧將照管一切,而因為城市,簡言之,即是靈魂的放大版,城市的三個階級因此即代表著靈魂的三個部份,他告訴我們,靈魂將是正義的,當慾望、意志及理性與理性統治、意志及慾望合作,一如城市中的正義,哲學家國王統治戰士及工人,結果是一種整體,各部的平衡,正義是一種城市的三個階級,與靈魂的三個部份彼此直接呼應的和諧狀態,但那個公式迫使我們回到原始的蘇格拉底式問題,即有關靈魂與城市的和諧,城市的結構等同靈魂的結構嗎?它們真的一模一樣嗎? 嗯,也許,也許不,例如,每個個體都由三個部份所組成,慾望、意志與理性,但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被約束,這在社會階層中看來似乎僅是一項任務,我假定蘇格拉底是指雖然每個個體,我們每一個人都將體現靈魂,慾望、意志與理性的全部三種特質,而僅有其中一項會主宰我們每一個人,有些人會是傾向慾望的性格,有人會是意志,以此類推,但即使在我們思考之後,如果我是商人階級的一員,我仍然不會只有慾望與渴求,就像如果我是戰士階級的一員,將肯定不會只有 Thumos 或說意志,所以,將個人約束在唯一一個人生階層之中似乎不公,因為忽視了內心的複雜度,而這正是讓我們每一個人顯得獨特的原因,讓我們以稍微不同的觀點來檢視這個問題,蘇格拉底不斷地告訴我們,城市正義的組合是每一位成員,每一位公民都善盡他們在社會勞動分工,或說是社會階層中的職責,但這似乎非常地遙不可及,不是嗎?若以他所談靈魂的正義種類看來,那包含在我們可能會稱之為理性自治裡,或自控,當中理性控制激情與渴求,事實上,大部份的公民,就算是在柏拉圖式的正義之城中也將不盡然會有柏拉圖式的正義靈魂,城市中的和諧與自制將不會實現,看起來,不會實現在城中每一位成員的身上,而要仰賴守護階級,即特別的哲學家國王階級來統治,才能讓它實現,透過選擇性的謊言、迷思及其他多種欺騙,所以這如何為真,如果有可能的話,一座正義之城,即謂城中每個人都各司其職,他們遵守勞動分工,但其中只有很少數的成員會擁有,這麼說,柏拉圖式的正義靈魂,也就是說,由一種自控所主宰的靈魂或說自我管理?那對工匠階級與軍人階級絕對不可能為真,依循那個理性推斷的話,所以問題被呈現出來異議由 Adeimantus 提呈出來,記得嗎?就在第 IV 冊一開始的地方,Adeimantus 說:「你的自辯會是什麼,蘇格拉底?如果那遭到異議,你根本無法讓那些人感到快樂與公正」,他在 419a 中說到,Adeimantus 關心的是蘇格拉底對後備軍人與守護者不公平,扣上所有的責任,卻沒有任何的獎賞,沒有任何的愉悅看似可作為盡責的回報,Kallipolis 的公民如何活的公正與快樂,如果他或她追尋的大部份普世動產或愉悅已被剝奪? 蘇格拉底給了一個跛腳的回答,在創造城市時,我們不是在找尋任何個人或團體的特殊快樂,而是要以城市的整體來看,而 Adeimantus 卻顯然接受那個回答,對了,我忘了我們關心的是快樂,整體的正義,但他的問題仍縈迴不散,且柏拉圖是因為一個目的來加以收錄,試想如何建構一座柏拉圖式的正義之城,如果大部份居住其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後備階級所渴求的愉悅與動產都己被剝奪?這是縈迴不散的問題,有人可能要問蘇格拉底是否曾成功地回應那個問題,他以類似稍早讓 Thrasymachus 閉嘴的方式讓 Adeimantus 噤聲,那並不意謂著他們的異議已經妥善處理,而那引至第三個也是,Kallipolis 悖論的最後一波,即著名的哲學家國王提議,柏拉圖若沒了哲學家國王會變成怎樣?《理想國》若沒了哲學家國王會怎樣?除非讓哲學家為王統治或現時為王者真誠地開始哲思,不然城市中的苦惱將永不止息,他這麼強調,對吧?!蘇格拉底引入這個提議依然古怪,他表示已料想到會被笑死,這也引導一部份讀者將哲學家國王的提議聯想成是種挖苦,目的是要用作戲謔,在很多方面,使人懷疑正義之城的概念或至少是要指明其極難令人置信,問題是為何蘇格拉底認為哲學式王權對 Kallipolis 是必備的,對這座正義之城? 我要聲明,我決不採信哲學家國王概念不可能的說法,或說那是種荒謬的說法,記不記得柏拉圖自己曾多次旅行到西西里島從事國王顧問的工作,Dionysius 王,他所有的使命都未竟成功,並使他深深感到氣餒,企圖結合哲學與政治的想法一直是政治哲學永不中斷的夢想,打從柏拉圖開始即是如此,蘇格拉底說自己會被笑死,但更多人很嚴肅地看待這個夢想或志向,細想以下這一位思想家,我將朗讀一小段文章,然後在學期後段再回到這個主題來,這是取自賀伯斯的《利維坦》,第 31 章,賀伯斯提供了十分貼切的陳述,關於他撰寫本書的動機,賀伯斯寫到:「我在此要相信,我的努力將如同柏拉圖的國家一樣不具實用」,他似乎頗為絕望,不明這本書是否真能產生功用,「我在此要相信,它將如同柏拉圖的國家一樣不具實用」,因為他也認為不可能改變國家失序與透過內戰推翻政府的情況,直到統治者成為哲學家,但就在承認他自己對實現觀念與實作可能性的絕望之後,賀伯斯繼續如下:「我尋回了一絲希望,因在某個時間點上,我的這份寫作仍可能傳到某位統治者手中,而他將不透過其他有私心或善嫉者的轉譯,藉由在整個統治區域保護傳授者的實踐,將這對真理的思索轉換為實用與實踐」,我們看到賀伯斯談論自己的著作,期待或至少希望它將會傳入某一統治者的手中,且有天,不透過善嫉或有私心者的轉譯,也許,有天真能變成治國指南的實踐根源,我們看到賀伯斯對柏拉圖的提議很認真,而這還能在歷史中的其他偉大政治哲學思想家,像盧梭,或馬克思,或尼采或馬奇亞維利的身上看到,他們都想要緊咬住政治領袖的耳朵,並將他們的概念轉換成某種實作,但對柏拉圖特別形式之哲學王權的異議主攻在其實踐性,此外,這個概念本身的中肯性也存在著問題。 再細想以下問題,哲學與政治真能合一嗎?哲學的需求看似十分不同於政治生活的需求與必備條件,試想蘇格拉底是否會願意放棄其中一次會話,只因要進行冗長乏味的立法與公共行政?有誰能想像那是什麼情景嗎?哲學家在柏拉圖的形容下,是擁有永恆知識,置身於許多特殊事物之後或之外的人,但那種知識如何協助我們面對政治生活中的恆存起伏,看起來,僅是哲學家擁有某種形式的知識還不夠,這知識還要有經歷的加持,以及一種實際的合理性判斷,柏拉圖卻沒有注意到這點?我不相信,我絕不相信所以問題是,他期待何種結合發生在哲學與政治之間?無論如何,哲學家並非只是思考機器,他們也是人類,擁有理性、意志與慾望,難道哲學家,有人可能問到,如果他們擁有絕對的力量時,難道不會想要濫用職權嗎?可能會,可能不會,天曉得,所以,就是這些問題,這些至少就是蘇格拉底或柏拉圖,本書作者所特意提出讓我們思考的問題,什麼是哲學家國王想要證明的信念?是必需講演建構這座城的最大努力,以瞭解靈魂的正義?還是哲學的可能性?他是否堅持真有可能性?或那必需被多少視為是一項失敗?如果對話以失敗結束,我們又能從中學到什麼?那些是我要你們思考的問題。 接下來我想要談的是柏拉圖與我們的民主,關於我們的政體,柏拉圖教導了些什麼?柏拉圖想像過這樣的政體嗎?我認為他從很多方面看來是可以且已想到了,從某方面看來,《理想國》與我今天所談到的一些跡象看來,似乎是有史以來最反民主的書,它所捍衛的哲學式王權本身即是直接與雅典民主斷絕關係,他的正義概念只管自家事等,雙雙拒絕了民主信念中認為公民有足夠知識,參與政府職務的能力,可以肯定的是,雅典式民主並非美式民主,柏拉圖將民主想成是一種由多方所統治,並連結到不受限制的自由,每個人為所欲為,這似乎在很多方面有別於美式民主,後者的根基是憲制政府、制衡體系、保障個人權利等,雅典與華盛頓特區的差別似乎非常遙遠,但在很多方面,蘇格拉底卻也診斷了非常有力且重要的現在民主生活條件,那是我們都很熟悉的,細想出現在《理想國》第 VIII 冊的以下這一段,我鼓勵大家閱讀,雖然它並未列在我指定的清單上,蘇格拉底在第 VIII 冊的 561c 處講到,「說到民主靈魂,民主人士,他們也是每天都滿足於所發生的慾望,偶爾小酌及聆聽笛音」,今天,我們聽不同的音樂,取代了長笛,但你可以想像一下,小酌及聆聽笛音,偶爾飲酒餤美食,有時鍛鍊體能,有時沒事幹什麼也不做,有時也花時間進行哲思,他更常忙於政治,並在機會出現時躍起實作,當念頭出現時,當他欣賞戰士時,他就轉向那個方面,如果換成是商人,沒有規律及必然性的生活,而只是愜意、自由與喜悅,他還徹底跟隨這樣的人生畫面,對我們而言不是很熟悉嗎?做你愛做的事,這似乎有別於柏拉圖所理解的正義,不是要每個人都擁有一樣,特殊的功用或善盡或發揮一種特殊技能嗎?儘管做你愛做的事,並稱之為愜意、自由與喜悅,這種解釋應可立即從現代的民主國家中辨識出來,如同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清楚地明白,那存在著一種很真實的傾向,在民主之中辨識出好的人性、好人,你也許會說,喜愛運動的人,好人、樂於合作的人,即可以輕易和眾人打成一片的人,透過教育公民彼此友善地合作,民主看似,如同柏拉圖所提站在低估已準備好獨立者的危境之中,或是粗魯型的個體,那些無畏玉石俱焚的人,正是這種盲從因襲的態度,這種隨和的寬容,這種民主傾向促進的軟性虛無主義,不只柏拉圖,還有現代的思想家像愛默生、托克維爾及米爾,John Stewart Mill 所力言警告,蘇格拉底對我們民主最感困擾的是不穩定性,傾向於失序兩端拉扯的特性,即介於目無法紀與專制之間,而就是這部份的《理想國》,讓 Adeimantus 提問,難道我們不會像 Aeschylus 那樣隨意脫口而出嗎?我們難道不會和 Aeschylus 一起隨意脫口而出嗎?擁有隨意脫口而出自由的概念,聽在柏拉圖耳中卻像是一種褻瀆,沒有什麼是可恥的觀點,所有的事都應被允許,隨意就能脫口而出?有種許可來自於拒絕限制我們的慾望或一種相對的信念,即所有的慾望都是平等且都應被允許,柏拉圖對民主的觀點並非都是負面的,這可以肯定,他不只是批評民主,因為畢竟是民主哺育了蘇格拉底,並允許他自由地進行哲思,直到他七十歲為止,這種權利會被允許嗎?在其他古代世界的城市中?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會被允許在現今許多城市及國家中進行哲思。 記得柏拉圖在臨死前所寫的書信嗎?當他把民主與黃金時期相比時,至少是與那之後的時期相比時,柏拉圖似乎與邱吉爾意味相投,認為民主若沒有相較於其他的政體,將是最糟的一種,民主是若對比於不嘗試他法,將是最糟的一種,因此,到底 Kallipolis 的功用為何?這個完美的美麗之城?它存在的目的為何?他告訴我們,哲學家國王也許是希望或願望的目標,但柏拉圖瞭解到這種可能性不是真的值得期待,哲學之城的導入是要作為一種隱喻,協助我們瞭解靈魂的教育,政治改革也許並非我們能力所及,但自控的練習卻永遠是想要參與政治改革的個體,第一項責任即是自我改革,所有的改革似乎都從家中開始,我們可以很生動地看到這一點,因為有這麼多當今政客在公開場合叫罵,他們教導我們並威嚇我們要過某種特定的生活,過一種特定,根據他們喜好的生活,然後,我們會發現他們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我心中有幾個特定的人選,但我不會在公開任何姓名,不會在這公開的場合,柏拉圖的判斷似乎是,「你必需自我改革,才能想到改革他人」,這是在《理想國》中常被落掉的觀點,即改革靈魂為首要之事,這並非意指它所教導的是要撤清政治責任,並非如此,哲學,及蘇格拉底式的哲學需要朋友、同伴及對話,那並非可以在孤離的情況下尋獲的,蘇格拉底瞭解到那些想改革他人者必需先自我改革,但許多嘗試,模仿他的人並沒有仔細分辨這一點,這很容易令人困惑,很多人也真的被困住拿著《理想國》作為專制的藥方,二十世紀,甚至是我們這年代開始時,到處充滿著自稱哲學家國王的殘留,列寧、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哈米尼,這些是其中最出名的幾位,但這些人並非哲學家,他們在正義上的專業訓練只是他們的專業或說自命表達其自負與野心,對於柏拉圖,哲學的首要任務是透過對我們的慾望設限來治療我們的激情,而這正是對比於專制,即柏拉圖形容中擁有無限慾望的人,他們缺少最基本的管理,或說自控,哲學家與暴君之間的差別,刻劃出兩種非常不同的哲學概念。 對某些人而言,哲學代表著一種形式,將人從從困惑、任性的激情、偏見及無厘頭中解放出來,一種靈魂的治療,帶來和平、滿足與正義,但對其他人而言,哲學卻是支配慾望的來源,那便是意識形態時期,暴政的基礎,一直到現在我們都還在克服之中,問題是兩種傾向同時運作於哲學之中,我們要如何鼓勵其中一種,並勸阻另一種,如同偉大的哲學家馬克斯曾提問:「誰來教育教育者」?這是他說過最有智慧的話,誰來教育教育者?我們要找誰幫忙?這個問題沒有神奇的解答,但我認為最佳的答案是蘇格拉底,他向人們展示要如何過活,但也同等重要的是,他向他們展示要如何面對死亡,他的人生與死亡不同於眾人,而是更好,就算是批評他最猛烈的人也會如此認同,感謝各位,我們下週三見,並開始講述亞里斯多德。 2006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