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式的公民社會-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自辯篇》

第二講

本講以解釋為何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自辯篇》是研究政治哲學最佳入門讀物為開始,聚焦仍落在《蘇格拉底自辯篇》作為對自由表述侵害的象徵,內容述及蘇格拉底為身為哲學家的生活方式辯護,並捍衛政治生活中的哲學實用。

第二講:蘇格拉底式的公民社會-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自辯篇》

    Steven Smith教授: 今天的課程要由柏拉圖講起,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自辯篇》是研習政治哲學最佳的入門文章,為何?容我提出兩個理由,首先,它述及蘇格拉底,本學科著名的開山始祖,即政治科學的開山始祖,我稍後會再加以詳述。他是如何自我辯解與辯護?如何在同行公審他之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辯護,它表述出蘇格拉底在公共論譠中演說,捍衛政治生活中的哲學實用;第二,《蘇格拉底自辯篇》也展示出政治哲學的脆弱性,尤其是與城邦有關連時,或是與政治權力有關連時,《蘇格拉底自辯篇》,受審者不僅是蘇格拉底個人,而是哲學的真正概念,從一開始,哲學與城邦、哲學與政治生活,彼此之間即處於一種緊張的關係,蘇格拉底遭到指控,如我們所知,他遭到城邦指控腐蝕青少年思想且褻瀆眾神,對吧!換言之,他被控謀反,最高死罪之一,沒有任何一本我所知的著作更能讓我們透過衝突來思考,我甚至會說,這是必需且無可避免的衝突,介於思想自由與政治生活條件之間。這兩件事,或可以說是這兩項本領:思想自由與政治生活能共處嗎?或者是必然的死對頭?那在我看來,從某個層面來說,是《蘇格拉底自辯篇》要我們思索的基本問題,好嗎?! 幾個世紀以來,《蘇格拉底自辯篇》象徵著對自由表述的侵害,它述及的案例是個人致力於檢視生命,力抗一群頑固及偏狹的民眾。本論點的最佳陳述,即個人決心在某方面力抗一群無可理喻的民眾,明示於19世紀一位名為John Stuart Mill著名公民自由派作家的作品之中,在他聞名的著作「論自由」文中,Mill寫道:「人們可以常聽到歷史中有位名叫蘇格拉底的人物,介於他與當時的公權力之間,曾發生過一場令人難忘的概念碰撞」,同樣情形再次重演,而Mill也差不多是這種碰撞的著名實例,蘇格拉底一直被標榜為言論自由的烈士,也多次被誇張地拿來和耶穌、伽利略及Thomas More爵士相比,而且被當作思想家及政治運動者的模範,啟發了梭羅、甘地及馬丁.路德.金恩,所以,蘇格拉底已成為政治抵抗的中心標誌,還有抵抗政治權力及未受管束之規則對個人的危害,但閱讀《蘇格拉底自辯篇》,你可能會說,好似一種對言論自由的概述,還有對審查及迫害危機的警告,雖然這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影響深遠,至少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是如此,你們仍應自問:這是柏拉圖預期的解讀嗎?柏拉圖希望我們這樣解讀辯證嗎? 如同我一位老師常說的:「你們以你們的方式閱讀柏拉圖,我會以他的方式來閱讀他」,但柏拉圖到底想要這場辯證如何被理解呢?請注意,蘇格拉底的自辯從未援引無限自由言論學說,他並未如此主張,他並未主張自由的一般實用或是無限言論;相反地,他維持辯護快終結時的論點,受檢視的人生孤獨但有活著的價值,換言之,也僅有那些身處持恆掙扎於釐清其思維的人,於移除矛盾及無條理源頭的人,僅有那些人才稱得上是值得活的生命,「未受檢視的生命不值得活」,蘇格拉底自信且大膽地向其聽眾們如此聲言,或說「觀眾」,他已將一切置之度外了。 換言之,他崇高的個人,從許多層面來看,是他崇高的個人追求本身完美,而非關一般言論自由價值的學說,雖然你們會說,蘇格拉底似乎忙於崇高的個人追求本身完美,但有些事沒有人可以避免,關於《蘇格拉底自辯篇》的濃厚政治味及其教誨,這場辯證的中心,或說是這場演說的中心是一場爭論,與他的控告者們爭論一個問題,雖然可能從未直接述及,但問題是誰有權力教育未來的公民及雅典城的政治家,蘇格拉底的辯論演說,如同所有柏拉圖式的辯證,終極地,都是關於教育的辯證。誰擁有教導權?誰擁有教育權?這在很多層面上對蘇格拉底都是基本的恆時政治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誰管理,或換句話說,誰應管理?由誰管理? 請記住,那個將蘇格拉底推向審判的城邦,不是隨便的一座城邦,那是一座具特殊意義的城邦,那是雅典,而雅典是直到近期為止,一直是人類歷史上曾存在過最著名的民主之城,我所謂的近期,當然是指在美國民主出現之前,但至少直到18、19世紀之前,雅典都是史上最著名的民主聖地,蘇格拉底面對陪審團的演說,也許是最著名的試探,意圖將民主本身推向審判台,不單僅是蘇格拉底受審,蘇格拉底更意圖將雅典本身的民主拱出來審判一番,《蘇格拉底自辯篇》不僅迫使蘇格拉底在雅典城前自辯,他也迫使雅典全城受審,而且讓它自辯於哲學的最高法院面前,所以,接著發生在辯證中的辯論,便可解讀為再度陷於誰有權統治的掙扎之中,是人民嗎?還是雅典法庭?城民?即希臘語中人民的意思,或是蘇格拉底─哲學王,他應被賦予終極的政治權威嗎? 這當然是一趟探索之旅,而且過程生氣蓬勃,其蹤跡顯見於《理想國》,但更貫穿《蘇格拉底自辯篇》,你將無法理解《蘇格拉底自辯篇》,除非你看出這個蘇格拉底貫穿全場的提問,我在黑板上寫下一些名字與日期,因為我想要簡短地談一下其間的政治脈絡,關於這場辯證,每個人當然都能,而且都絕對可以讀《蘇格拉底自辯篇》,同樣的,作為一種忍受困境的象徵,這困境可以說是正義的個人面對不義的烏合之眾,或是不公的政治性規則,柏拉圖再次於《理想國》書中,透過一個角色提問,角色名叫格勞孔,剛好也是柏拉圖哥哥的名字,他問蘇格拉底,正義真的比較好嗎?或只要擁有正義之名?蘇格拉底回說,正義較好,就算結果是要面對迫害或是死亡,但那場審判不只是單純地象徵著忍受正義對抗非正義,那是一場真實的歷史事件,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政治時間點上,而那蘊涵著決定性的元素,有助於我們瞭解這場審判中,贊同與反對蘇格拉底的辯證。 容我略談一下當時的脈絡,蘇格拉底的審判發生在西元前399年,這些全都指向共同年代─399年之前,你們有些人知道該審判是緊跟在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過後不久上場,這場戰爭是由一位稍長於蘇格拉底,名叫修西地底斯的作者所描寫,他寫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這是場介於希臘世界兩大強權間的戰爭,介於斯巴達及其同盟與雅典及其同盟之間,雅典在打這場對抗斯巴達的仗時,正值其政治力及名望,在其首位公民伯里克利斯的領導下達到巔峰時,他的名字也列在白板頂端的地方,在他的統治之下,雅典建立了著名的衛城,建立了雅典強大且令人敬畏的海軍強權,而且催生了史無前例的璀璨藝術與文化生活,甚至今日仍以伯里克利斯的雅典聞名,但雅典也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城邦,它是座民主之城,時至今日,「雅典式的民主」仍意味著有史以來,最理想的完整民主政府型態,「我們是希臘學派」,這是伯里克利斯在那場著名葬禮中,向其聽眾誇耀的悼詞,由修西地底斯記錄下來,「我們的城邦向世界敞開大門,且從不排除讓外國人向我們學習及觀摩的機會,就算敵人可能因此從我們的慷慨中受益」,伯里克利斯再次自誇,你可能想要問,若是如此,為何這個世界上第一個最自由且最開放的社會竟將死刑判給一名自由表述其自身的無知,並公然聲稱所有追求都比不過美德及人類優越的人?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蘇格拉底才快要接近40歲,我們從演說中得知蘇格拉底服役於軍中,為捍衛他的祖國而服役。伯羅奔尼撒戰爭,如你們所知,打了很長一段時間,間間斷斷打了近30年,最終於404年以雅典戰敗作結,而且成立了親斯巴達的寡頭政治,親斯巴達的政體又簡稱為三十暴君,他們統治了雅典一年。隔年,即西元前403年,暴君,別名三十,就被罷黜,民主政府再次重立於雅典,三年後,三個雅典人:Anytus、Meletus和Lycos,三人皆是民主反抗運動的成員,抵抗斯巴達式的寡頭政治,他們現在全都指控蘇格拉底,罪名是腐化青少年與褻瀆神明。雅典城所信奉的神明,你們看,控訴是由那些曾為民主反抗運動的成員所提出,你讀到Anytus和Meletus的名字出現在演說之中,所以,指控蘇格拉底的罪名並非無中生有,或許我們該改變提問的措辭,不是為何雅典人審判蘇格拉底?而是,為何他們一再容許他挑戰法律及法律權威,達這麼長一段時間? 好嗎?除此事實之外,當蘇格拉底再度受審,民主也才剛重立不久,但許多朋友及昔日蘇格拉底的學生,已經牽連進令人憎惡的三十暴君統治政體中了,三十的成員中包括一名叫Critias的雅典人,其實有一段柏拉圖式的辯證是以他為名,這位Critias是柏拉圖的親戚;另一名叫Charmides的雅典人,其名亦為一段柏拉圖式辯證的題名,Charmides是柏拉圖的舅舅,柏拉圖後來於其著名的《第七書信》中自白,自己曾受到親戚的邀約,協助組織一部份的三十政府,之後柏拉圖表示:「那真是令人憎惡,他們後來竟將陳舊的民主當作是一段黃金時期」。所以,我想講的是,許多蘇格拉底的學生或是同僚,包括柏拉圖本身,都與這個曾短暫統治雅典的寡頭政府有關連,蘇格拉底自己也不是沒有嫌疑,時至今日,我們不也常常藉由其學生或所屬同僚來審視老師嗎!是吧?!沒有人是絕對清白的,蘇格拉底自己的密友之一就是Alcibiades,他或許是貝里克利斯之後的年代裡最著名的雅典人,Alcibiades即是一手策劃災難性西西里島遠征的背後推手,最終,他成了一位叛逃者,改而效忠斯巴達,他與蘇格拉底間複雜的關係,都由酒醉的Alcibiades娓娓道來,並記錄在柏拉圖的《饗宴篇》辯證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蘇格拉底的審判,你們所讀到的簡短演說,發生時的場景是籠罩在軍事敗北、抵抗、陰謀與背叛的陰影之中,蘇格拉底受審時已是70高齡,所以那是十分緊張的政治環境,比我們當今所見的共和政黨爭論更加反覆無常,希望如此,瞭解嗎?那我們就進入指控,從演說的政治脈絡進入指控的探討,我在說指控時用了複數型,如你所讀到的,如果你有仔細研讀的話,就能看出其實有兩項指控是針對蘇格拉底的演說之初,蘇格拉底聲稱他目前的指控者,Anytus和Meletus-皆是民主反抗鬥士,他們所提出的控訴,本身即是前代指控者的舊業,其本質是,他聲稱,惡意且製造出不利於蘇格拉底的偏見,他告訴陪審團說:「這些罪名沒啥新意」,而有許多陪審團的成員在他看來都早已主張對他不利,這是在極端的陪審團組合形成的前一天,當場他們將會問人們,「你們對這個案子有意見嗎」?多數的陪審團成員早就都認識蘇格拉底,或至少聽過這號人物,他自道,他們早就已經有不利於他的主張,來自於那些前代的指控者。 他提及一名喜劇詩人,沒錯,一名喜劇詩人,且是毫不含糊的提及喜劇作家亞里斯多芬尼斯,我也有把他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亞里斯多芬尼斯是原創或說首創對蘇格拉底持偏見態度的劇作家,亞里斯多芬尼斯,這位喜劇詩人創造的偏見為何呢?提及亞里斯多芬尼斯(喜劇詩人)是柏拉圖《理想國》第10卷中所述,哲學與詩學長時爭論的一部份,這項爭論亦是柏拉圖辯證的主體是一個中心主題,不只是寫及亞里斯多芬尼斯和蘇格拉底,實際上同桌共進晚餐的《饗宴篇》,而也是《理想國》的一項關鍵特色,我們再隔一週將讀到這本巨著,內容述及蘇格拉底提出了一項審查與詩學管理的詳盡提案,假設它要與政治正義需求並存的話。事實上,你無法完全瞭解《理想國》,除非你先瞭解其詩學背景及蘇格拉底與詩學傳統的長期交合關係,還有他與這位他稱為喜劇詩人間的一來一往,這場介於哲學與詩學之間,介於蘇格拉底與亞里斯多芬尼斯之間的爭論核心不只是美學審判,或是單純的美學爭論,而是內含大量政治元素,或至少內含一些政治性十足的元素,這探觸到問題的本質,到底誰最適合教育未來的後代公民及公民領袖?是哲學家或是詩學家?或者你可以說,人類的真正立法者,如果你想要借用 雪萊名言的話?! 那一種是蘇格拉底時期人類的真正立法者?希臘人已有世紀長的詩學教育傳統,可回溯到幾個世紀前的荷馬與赫西奧德,他們為英雄美德與公民生活確立了典範,荷馬史詩對於希臘世界而言,就像聖經之於我們的世界一般,在某些方面來說,是一種終極的權威,如果從諸神的作為及他們與世界的關係,還有以人類合宜美德的種類來看的話,詩學傳統贊同的美德,亞里斯多芬尼斯是最佳的代表性人物,最佳的繼承人與代表性人物,這項傳統的美德是戰士文化的美德,關於好戰人士及戰場上的人,這些特質幾個世紀以來領導著希臘人,並促使他們成為強權,促使雅典還有斯巴達從一盤散沙晉升為強大的城邦、世界的強權,並且讓他們可以達致高水平的藝術、學術及政治成就,近似於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伊麗莎白的英格蘭及三○年代的威瑪共和。那到底他所暗示,介於蘇格拉底與詩學傳統間的爭論關鍵點為何? 首先,蘇格拉底的教學法明顯地不同於詩人,對嗎?!有人知道《伊利亞德》的首句嗎?荷馬的《伊利亞德》,有人知道該書的首句嗎?有人還記得高中讀過的書嗎?「唱出阿基里斯的憤怒吧,女神」對嗎?「唱出阿基里斯的憤怒吧,女神」,詩人總喜好借助神諭,不是嗎?他們總是呼喚眾神以歌聲啟發他們,讓他們靈思泉湧,訴說的故事人物充滿超人的神力、勇氣與憤怒;相對地,你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的方法不含神喻,不是說故事,而更像是對話,爭辯式的對話,套用他的詞彙,即辯證。蘇格拉底爭辯,而且希望旁人加入,以探尋出那種辯法最能禁得起理性檢視及辯論的考驗,沒有辯論存在於荷馬的《伊利亞德》或《奧德賽》書中,你可以讀到強烈與令人信服的故事,但沒有爭辯。蘇格拉底,相對地,不斷地提問,而不說故事或是朗誦韻文,這就是這種新式政治教育的精華,他質疑詩人的教學法,另外,荷馬與其他詩人歌頌戰士的美德;蘇格拉底卻想要將戰士公民替換成新型態的公民,全新型態的公民美德,新型的蘇格拉底式公民,姑且這麼稱呼,這種新型的蘇格拉底式公民,可能有些特徵還是和舊時的荷馬戰士很像但,蘇格拉底最終想要取代軍事戰鬥的是一種新型的言辭技能、言辭戰鬥,最佳辯論者將被宣布為優勝者,僅給最佳的辯論者,讓最優的辯論勝出。 著名的蘇格拉底式辯論法,基本上,仍全盤維持舊時前蘇格拉底式的鬥爭與戰鬥文化,但新型態的蘇格拉底式公民將接受辯論與辯證技藝的訓練,我們稍後會再詳述其意涵,所以這對詩人及其推崇的一切是種挑戰,幾個世紀來的詩學教育傳統,亦是蘇格拉底自我主張,自我展現的。《蘇格拉底自辯篇》顯示出蘇格拉底欲提出一種新模式的公民權,一種新型態的公民,他對詩人的挑戰,某個層面來說是對反對他的人所產生之憤恨的基礎,這是亞里斯多芬尼斯及他所謂的前代原告施加於他的,事實上,可以說蘇格拉底相當被亞里斯多芬尼斯,及其他詩人所「看重」,亞里斯多芬尼斯甚至寫了一整齣戲,他寫了一整齣關於蘇格拉底的戲,名為《雲》,意圖揭穿及揶揄蘇格拉底的學習專業,亞里斯多芬尼斯的劇作有時也會包含在你們所讀的特定版本書中,像這本,它內含亞里斯多芬尼斯的《雲》,還有《蘇格拉底自辯篇》和《克里托篇》,這劇本的存在讓我們所有人瞭解到,當代大師有多「看重」蘇格拉底,包括亞里斯多芬尼斯,還有索夫克里斯、尤里庇狄思等大家,及其他偉大的希臘劇作家,這些嘲弄,可以這麼說,對蘇格拉底的嘲弄仍是最真誠的奉承型式之一;他們很把他當一回事。 我來談一下《雲》,這是齣諷刺蘇格拉底的喜劇,因為那是蘇格拉底指稱,矛頭指向他的最初控訴的一部份,劇中,亞里斯多芬尼斯將蘇格拉底描繪成是一名調查員,這是第一項控訴的部份,他調查上天下地的事物,能讓無力的辯論轉強,這就是蘇格拉底指稱,亞里斯多芬尼斯對付他的論點,本劇中,蘇格拉底成為頭目、領導及我們所能想像得到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智庫的主委,在劇中,他被稱作「Phrontisterion」,意指,或有時也譯作「Thinkery」或「Thinketeria」,或簡單地說即是智庫,也就是父親們,雅典的父親們,帶著他們的兒子灌輸蘇格拉底式智慧奧義的所在,劇中,蘇格拉底坐在籃內盤旋,飛翔於舞台上空,以便能更仔細地觀察雲朵,即飛天調查員,對吧!另外,還用很多方式象徵蘇格拉底,至少在亞里斯多芬尼斯的劇中,蘇格拉底不著邊際、與世隔絕,蘇格拉底被德國人稱作「夢想家」,他是個生活在空中的人,十足超然、從不腳踏實地。蘇格拉底的作為被呈現出的不只是嘲弄眾神,亞里斯多芬尼斯還將他呈現為教導亂倫,及所有違背正派倫常之人,諸如:人類大忌-亂倫、毆打父母,所有一切亂來的事。蘇格拉底的劇中角色展現了近乎腐蝕性的懷疑論點,那正是亞里斯多芬尼斯指控他的核心論點;長話短說,喜劇的結尾是蘇格拉底的智庫被一名不滿的門徒放火夷為平地,這給了日後所有教授一個借鑒,如果亂教學生五四三的話。 對吧?!勿作他想,別真的帶火柴到系上來!所以,蘇格拉底在劇中的形象有多準確?就是作為一名調查一些上天下地之事的人,《雲》劇寫於西元前423年,當時蘇格拉底約45歲,亞里斯多芬尼斯式的蘇格拉底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謂的自然哲學家,能調查上天下地之事的人,即今日我們所謂的科學家,自然科學家,但這看似大相逕庭,不是嗎?有別於蘇格拉底,那個被控腐化青少年、褻瀆神明的人,事實上,蘇格拉底在《蘇格拉底自辯篇》中說了個故事,這在該場演說期間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它提供了類似思想傳記,一個早在審判發生之前的事件,而且讓他步上了一條非常不同的道路,他回憶起那個故事,你們記得嗎?關於一位名為Charephon的朋友,他前去請示阿波羅神諭,即德爾菲神諭,是否有人比蘇格拉底聰明,得到的結果是沒有,蘇格拉底告訴我們,當他聽到這個消息時,他表示不相信神諭,他不相信且為了加以反駁神諭論述,他說自己開始了一趟終身的找尋,要找出一位比自己聰明的人,這趟找尋期間引領他遍訪政治家、詩人、工匠及所有出名的博學之士,所有對話引領他提出一些中心問題,無關自然科學現象,而是有關美德,套用他的話,即是人類與公民的美德;現今或許可稱之為道德與政治問題,蘇格拉底在這兒所提的事件代表著名的「蘇格拉底轉向」,即蘇格拉底的第二次啟航,它代表著蘇格拉底生命中,從調查自然現象轉向研究人類與政治事務,即道德與政治事務,德爾菲神諭事件,不論好壞,都標誌著一個蘇格拉底思想傳記中的重要轉捩點,從較年輕時,可稱之為亞里斯多芬尼斯式的蘇格拉底,調查上天下地的事物,到稍後轉變成所謂柏拉圖式的蘇格拉底─政治科學的開山始祖,蘇格拉底是我們學科的開山始祖,他提問有關道德與政治生活的美德,蘇格拉底對這個轉向的記述,這個人生與職涯的重要轉向,留下了許多未解的問題,你們或許也感受得到,當你們閱讀這段辯證與演說時,為何他從調查自然現象,轉向研究人類與政治事務?蘇格拉底如此解譯德爾菲神諭,至少是為了要能夠和其他人進行哲學對話,但為何他要如此解譯呢?為什麼對從事這類對話來說,這似乎是合宜的解釋?這是被控腐化與褻瀆神明的蘇格拉底,但這都未能完整地回答蘇格拉底所背罪名的本質究竟為何,他幹了啥事?腐化與褻瀆神明又是指什麼? 若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探討一下新型蘇格拉底式公民的定義,這種公民是何許人也?Anytus和Meletus對蘇格拉底的指控並不完全等同於亞里斯多芬尼斯(喜劇詩人)的指控,Anytus和Meletus談到褻瀆神明與腐化,而非調查上天下地的事物,或讓無力的辯論轉強,褻瀆神明與腐化,這兩個罪名詞彙的意義究竟為何?這類公民罪行的意義到底為何?褻瀆神明對他的觀眾及當代人的意義為何?至少,我們可以將褻瀆神明想成是對神明的不敬,褻瀆神明不必然等同於無神論,但Meletus將兩者搞混了,但那的確意謂著不敬,甚至是褻瀆那些社會最深刻關切旳事務,是吧?不虔誠就是蔑視那些人們或社會最在意的事務,例如今日人們認為焚燒旗幟即是褻瀆神聖,如同褻瀆旗幟即是褻瀆神明,是吧!他們將事態講成類似宗教或半宗教性質的褻瀆神聖。 Meletus這個名字在希臘文的意思為關心,他指控蘇格拉底沒有關心那些他的同胞公民們所關心的事,所以,問題就是:「蘇格拉底關心什麼」?他到底關心什麼?考慮下例所提:每一個社會,已知的社會,運作的媒介,多少都含有一些信念或信仰,舉我們的建國文件「獨立宣言」、「憲法」來看,所有人生而平等,我們與生俱來不容剝奪的權利,這是所有合法政府都認同的概念,這些信念形成類似國家綱領的東西,你可以說像是美國的國家綱領,這意味著身為美國人,而不是其他國人,但多少人會能給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什麼讓這些信念成真?它們的根據為何?大部份的人一向將這些信念奉為信仰、信條,因為我們從小就是這樣受教育,也因為它們是由湯瑪斯‧傑弗遜及其他著名權貴所寫,如果質疑這些信念似乎是表現出缺乏公民信仰,對我們統治主張的信仰,簡言之,你會說那是缺乏公民虔誠或尊重。 蘇格拉底顯然相信虔誠或信仰是公民的自然條件,每一個社會,無論其型態為何,都需要在其統治原則及基本信念中加入些信仰,但是信念似乎受到至少兩項來源的威脅。其一為,就只是不相信或是無信仰,即拒絕統治主張,理由僅是你不喜歡它,就是你會看到在汽車保險桿上「質疑權威」的貼紙,這類的拒絕統治主張;但另一項與統治主張分歧的來源則是哲學,這就不同於單純的不信或拒絕,但兩者很容易混淆,哲學的本意是渴望以知識取代主張,以理智取代主張或信念,對哲學而言,僅俱信念或信仰不夠,而是必需要提出合理的說明,對其信念提出合理的說明,其目的一樣是想以合理的知識取代公民信仰,因此,哲學必然會與信念及這類的公民信仰起衝突,公民也許會接受特定信仰中的信念,因為他(她)與特定的政治層級或政體有關連,但對於哲學家而言,這永遠不夠,哲學家追尋的是以真正的標準來評判那些信念,鑑於追尋知識,無論在何時何地皆真的標準,所以緊張關係必然且無可避免地存在於哲學與信念之間,或換句話說,介於哲學與維繫全城的公民虔誠間。 從這個觀點看來,我想說的是,蘇格拉底褻瀆神明有罪嗎?表面上看來,答案好像是「有」,蘇格拉底不關心他的同胞,公民所關心的事,他對陪審團的公開表述似乎傳達了這點,他說:「我對這裡的演說習慣完全陌生」,這似乎是他對雅典同胞所關心之事務疏離或不滿的表述,我不知道你做啥或關心啥,可是說蘇格拉底什麼都不關心,也絕對不妥,他自稱很關心,或許比他周圍的任何人都更關心,無論是之前或此後,而他最關心的事務是他所謂的什麼都不做,他說:「除了說服你們以外,什麼都不做,無論老少,別太在意肉體與金錢,而要關心如何讓你的靈魂處於可能的最佳狀態」,這種對靈魂狀態的關心,如同他告訴陪審團,已經導致他不只精疲力盡,而且還使他從公共事務,即城邦所關心的事務轉向探尋個人的美德。 今天的總結要引用他講的話,摘自《蘇格拉底自辯篇》31d段落,蘇格拉底寫道:「這違背了我的政治活動,而這樣的違背在我看起來很高尚,因為可以徹底瞭解雅典人,如果很早之前就試圖活躍於政治的話,我早就沒命了,也就無法造福你們或我自己,不要因為我說出真相而惱火,因為沒有人可以活命,如果他確實違背了你們或其他大眾的意志,只為防止城邦發生諸多不公不法的事」,相對地,他說道:「如果有人真的為正義而戰且能保命,就算是暫時,他也必需要過著一種個人,而非公共的生活」,思考一下,「如果有人真的為正義而戰且能保命,他也必需要過著一種個人,而非公共的生活」,我們如何理解蘇格拉底聲稱說,追求正義讓他從公共轉向個人的生活?新型態公民關心的個人美德為何?關心靈魂美德是啥?這是我希望大家在下週,結束《蘇格拉底自辯篇》之前思考的問題,然後我們將進入《克里托篇》,好嗎?!我們下週再談。 2006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