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政體與法治－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I、III

第七講

本堂透過介紹亞里斯多德的人生與作品展開，其大作幾乎包含了所有主題的構幹專著，從生物學到倫理學、政治學。而重點放在政治學，亞里斯多德詳述他對城市自然狀態的觀點，及他所稱人類天生是政治動物的主張。

第七講：混合政體與法治－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I、III

Steven Smith 教授：我一向聽說任何嚴謹的政治哲學導論都要從大量的引介柏拉圖開始，我們已盡力達成這個目標，現在，我們必需要繼續邁向下一步，我們要開始講柏拉圖的兒子，他的養子，從某方面來說，即亞里斯多德，有一個關於亞里斯多德人生的故事，大概的情節如下，亞里斯多德出生了，他一輩子都在思考，然後死去，顯然，他的生命不止於此，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捕捉了一些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亞里斯多德的觀感，也就是說，他是一位徹徹底底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生於西元前 384 年，蘇格拉底受審後的 15 年，他誕生於希臘北部，一座名為 Stagira 的城市，即現在的馬其頓，但當時它是叫作那個名字，當他在你們這個年紀時，約莫 17 歲左右，也許稍微比各位年輕一些，他爸把他送去做你們正在做的事，他爸送他到大學讀書，他被送到雅典就讀於「柏拉圖學院」，首座大學，由柏拉圖建立與主講，但不像各位，亞里斯多德在柏拉圖的學院並不只待四年，他和它在往後 20 年一直附屬在一起，直到柏拉圖過世，柏拉圖死後，也許是因為學院繼承人選拔的原因，亞里斯多德離開了雅典，首先前往小亞細亞，然後回到原鄉馬其頓，在那兒他接受菲利浦王的請求，建立了一間學校供馬其頓統治階級的小孩就讀，也就在這兒，亞里斯多德見到並教導菲利浦王的兒子，誰是馬其頓菲利浦王的兒子？學生：亞歷山大大帝 Steven Smith 教授：亞歷山大大帝你們都還記得最近一兩年上映的一部電影，內容有提到特洛依城，由柯林‧法洛飾演亞歷山大大帝，但誰在片中扮演亞里斯多德，你們還記得嗎？學生：安東尼‧霍普金斯 Steven Smith 教授：安東尼‧霍普金斯，棒極了，真是安東尼‧霍普金斯？我筆記寫的是 Christopher Plummer，我必需再查查，我回家後要再 Google 一下，也許你們是對的，我也覺得該是安東尼‧霍普金斯，無論是誰，他演的棒極了，亞里斯多德反而沒有佔到很多戲份。無論如何，亞里斯多德後來回到雅典，並建立了他自己的學校，和柏拉圖的學院打擂台，他稱之為「學園」，而在他快臨終時有個故事講到，亞里斯多德遭到死刑控告，如同蘇格拉底一般，因為另一波的反哲學鬥爭，但不像蘇格拉底，沒有留下來喝毒芹，亞里斯多德離開了雅典，據稱還曾說過不願再次看到雅典人反對哲學的罪孽，我稍後會再回到這個故事，因為我認為它非常真切地描繪出亞里斯多德，但這個故事的確深刻地強調了一些重要的，介於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之間的差別，在一個層面上，你可能會說有個重要的差別是風格，我們馬上就會看到，不像他的學術教父蘇格拉底，後者什麼也沒寫下，只是不斷地的對話，也不像他自己的老師柏拉圖，模擬了那些永不止盡的蘇老式對話，亞里斯多德寫了紀律嚴謹且主題式的專論，而且幾乎涵蓋所有主題，從生物學到倫理學，再到形上學及文學評論與政治學，你可以放心的認定亞里斯多德將可以在耶魯任何部門得到終身教授職，但蘇格拉底卻可能連個教學助理的位置都申請不到，這些差別隱含了其他意義，對柏拉圖而言，那會看似學習政治學永遠是會深刻地和哲學式與思索類的問題連結在一起，形上學的問題，宇宙結構的問題，靈魂為何？靈魂是關於什麼？亞里斯多德從一開始就更像是我們會認為的政治科學家，他收集全部158 條憲法，範圍橫跨古代世界的全部疆域，他是第一位加入某種精準概念到政治生活詞彙中的人，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大作，像是《政治學》和《尼各馬科倫理學》更是表明要作為政治教學、政治教育的著作，它們看來較不像要吸引哲學家和潛在哲學家，反倒像是要形塑及教育公民和未來的政治家，他的著作較不偏向理論，若從建構政治生活的抽象模型看來，反而較像是提供建言，功能像是一種公益型的裁決，旨在處理公共爭端，不像蘇格拉底在《理想國》第 VII 冊中著名的形象，後者將政治生活比成洞穴，亦不像《自辯篇》中，蘇格拉底告訴他的同邦公民，他們的生活，因未受檢視將不值得活，亞里斯多德認真地看待城市的尊嚴，並點出哲學可能對公民和政治家有幫助，但除了上述之外，人們還是覺得亞里斯多德的政治作品仍充滿了深奧的謎團，為求簡約，人們可能會簡略地問說，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是何種政治？亞里斯多德自己的政治信念為何？亞里斯多德住在可說是希臘城邦世界中最頂尖的自治城市，在他有生之年，亞里斯多德看到雅典、斯巴達和其他重要的希臘城市被北方的馬其頓帝國併吞，我們所知的希臘黃金時期在亞里斯多德的生年其實已走到末端，當時其他的希臘思想家，有一位特別出名叫作 Demosthenes，他寫了一系列的講稿稱為《斥菲力浦篇》，反北方的菲力浦王，用以警告當代人民要注意馬其頓帝國野心對雅典造成的危機，但 Demosthenes 的警告來的太遲，自治的希臘城邦，一如柏拉圖、Glaucon、Adeimantus 和其他人所熟知，已走到終點，亞里斯多德對於這些改變的認知為何？他對時局演變的看法為何？他保持沉默，亞里斯多德極為冷淡，他對時局演變持保留態度的主因可能是因為自己對雅典的陌生感，他並不是雅典人，所以，他並沒有雅典公民權的保障，同時，你也可以將他的緘默與不發言的冷淡想作，可能也是對蘇格拉底的遭遇及哲學在政治上危險處境的回應，但這麼聲名狼藉地閃躲與冷淡並未損及亞里斯多德作品幾個世紀以來真正代表的權威地位，他成為權威，一位真正可說是幾乎所有事物的權威，Thomas Aquinas 在十三世紀的寫作中就直接將亞里斯多德稱為「哲學家」，甚至不稱他的名字，因為他就是哲－學－家，而對中古世紀的猶太哲學家 Moses Maimonides 而言，亞里斯多德則被他稱為「有識者的老師」，想一下，「有識者的老師」，幾個世紀以來，亞里斯多德的權威似乎無可動搖，跟得上嗎？但亞里斯多德的權威明顯地已不再擁有昔日力道，攻擊並未太慢開始，早在十七世紀就開始了，我們在學期稍後就會讀到的一位名叫賀伯斯的人，他領眾將猛攻，在《利維坦》第 46 章，我們稍後就會讀到的一章，賀伯斯寫到：「我就不信有任何更令人反感的政府可以比得上那個亞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所描述，還有一大部份的《倫理學》更是無知至極」，想一想這句話，「沒有更令人反感的政府可以比得上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所描述」，當然，所有的思想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透過他們自己的角度來讀亞里斯多德，Aquinas 讀到的亞里斯多德是一位君主政體捍衛者，但丁在他的《論帝制》中，視亞里斯多德為力主世界帝國的概念，且是由一位基督王子所主宰，但賀伯斯眼中的亞里斯多德卻很不同，對賀伯斯而言，亞里斯多德教授共和政府的危險教義，而那被視為是英國克倫威爾時期所盛行，當時仍在英國內戰時期，亞里斯多德關於人類是政治動物的教義，賀伯斯深信，僅能導致且確實導致弒君行為，謀殺國王，有不少聲音回應這種對亞里斯多德的解讀，將他視為是參與式共和政府的恩師，例如日後民主思想家托克維爾及 Hannah Arendt的著作，無論如何，這將我們帶回到圍繞亞里斯多德的謎團，這位奇怪、難以理解的人是誰？他的寫作似乎同時橫跨支持君主政體及共和政體兩個範疇，甚至可說是一種世界帝國和相較下式微的參與式共和政府，這個人是誰？要如何瞭解他的著作？最好的著眼點當然是從他在《政治學》首頁所提的觀點下手，他所談關於城市的自然狀態，他聲稱人類天生是政治動物，那是他著名的主張，但「我們都是政治動物」意謂著什麼？亞里斯多德簡潔地陳述了他的理由，也許太過簡潔，在《政治學》第三頁，他談到每座城市或城邦是自然發展的存在，他並進而藉此推論人類是他所謂的 Zoon Politikon，即政治動物、城邦動物，他的推論如此簡便，卻值得進一步探討，讓我直接引述他的話，他說：「人類是政治動物的潛力明顯地遠遠超過任何種類的蜜蜂或群牧動物」，那為何是明顯地？他說：「因為我們主張自然演變並不無道理而人類獨立於其他動物之外，是因為我們有辯論能力」，他註明：「雖然其他動物也許能發聲，也許有音調能區分出愉悅與痛苦，「辯論能力」，或他所用的詞彙 Logos，人類有 Logos，意即理法或辯論能力，這個字有兩種解譯，「不只是能簡單地區分出愉悅與痛苦的能力」，也繼續寫到：「Logos，主要是為展露出利害關係」，他再寫到：「也就是正義與不公，因那對比於其他動物是人類特有的，人類能感受出善與惡，正義與不公還有其他的事務」，換句話說，他似乎是認為，因為辯論能力或理法，即 Logos 讓我們能區分或創造出特定的道德類別，特定的重要道德類別，且是我們所依存，利與害、正義與不公，他說就是這些類別組成了家庭與城邦，這就是亞里斯多德。就何種意義而言，我們能自問，且我想你們也應該會在你們的時段討論，就何種意義而言，城市是自然演變的存在？就何種意義而言，我們天生就是政治動物？亞里斯多德在其書開頭前幾頁給出了兩種不同的說法，你們要多加留意，在本書開始的地方，他給了一種類似城邦自然演變歷史的說法，他看似以人類學家角色寫自然演變史，城邦是自然的演變，因為它源自較小單位形式的人類結合，首先是家庭，然後是眾多家庭的結合形成部落，再擴大形成村莊，然後是村莊的結合創造出了城邦或城市，城邦是自然的演變，因為它是演變最終的結果，人類結合發展最完整的形式，也就是人們一般在自然歷史博物館會看到的展示，這是種人類發展的生物演進表，從較小形式的生活一路擴展至文明，這是亞里斯多德的部份論點，但他還有另一種說法，且就某種程度看來是更重要的說法，他說城邦就是自然演變，它就是自然演變，城市是自然的演變，它讓人類可以達成並完善他們被稱為 Telos 的目標，即他們的目標、目的，他說，我們是政治動物，因為參與城市生活才能達致人類卓越，也才能達致我們的福祉，一個人若少了城市，即他說的反城邦，必定是野獸，不然就是神，也就是說，不是在人性之下，就是之上，我的政治天性是我們的必備性格，因為只有透過參與政治生活，我們才能成就自我，才能獲得卓越或美德，如他所說，那造就了我們，實現了我們的 Telos 或說完善了我們，當亞里斯多德說，人類天生是政治動物，他的主張不只是老生常談或是陳腔濫調，從很多方面看來，他是在向一種宏觀視野與權力的哲學式假說邁進，雖然這個論點並未發展完全，只是深植在他的想法中，這個論點並未全面地發展於他的作品或演講中，他其實並未說人類天生具有政治性，注意，他並未親口說，但他有時會被認為說過這話，但他並未說過，有種生物性根植的慾望或衝動引導我們致力於政治生活，也就是說我們並沒有，他想說的是，我們並未忙於政治，說我們本能地會那麼做，並不代表我們自然且貪婪地忙於政治生活，就像蜘蛛結網或螞蟻築蟻塚，他並不是一種政治學的社會生物學家，但他有時的確顯得像，尤其是當他說到人類是政治動物時，從某個相反的方向看來，他說人類具有政治性，但不是因為我們擁有某種生物衝動或本能，驅使我們參與政治，而是因為我們掌握了辯論的能力，是因為辯論的能力讓我們具有政治性，辯論能力或理法並非只是決定我們的行為，若以某種決定性生物概念來看的話，辯論能力或理法賦予我們一種自由、迴旋的餘地，可以周詳考慮我們的行為，有別於其他物種所欠缺，是理法或辯論能力，而非本能，使我們具有政治性，但問題是，對亞里斯多德而言，他丟給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Logos，即辯論合理性的能力，與政治之間的關連？這兩者如何結合為一？它們如何彼此導引與承繼？但他並沒有強力主張因果關係，他並不是在說，因為我們是理性生物且具有辯論能力，所以才會導致我們參與政治，而是在論述，Logos 的屬性確實必須包含政治生活，他做如此主張，我認為是因為 Logos必須包含兩種根本的人類特質，第一，求知的能力，求知的能力是我們透過雙眼辨別，同一城邦或城市成員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辯論能力將我們和其他同伴繫在一起，我們不只共享語言能力，如同語言學家所主張，更共享一種特定的共同道德語言，是這種共享一種特定的共同概念，關於正義與不公，造就了一座城市，是這種求知與辨識其他與我們共享這種語言者的能力，從這個角度，Logos 必須包含政治，但理法與 Logos 必須包含的遠超過這項能力，有趣的是，對亞里斯多德而言，它還必須包含愛的力量，我們愛那些與我們關係最親密的人，及立即就出現在我們跟前的人，從許多方面來說，亞里斯多德相信我們的社交與政治天性並非算計的結果，此外，賀伯斯、洛克及其他社會契約理論學者也同樣深信，但是諸如愛、情感、友誼及同情心卻是政治生活的基礎，且是我們 Logos 的根源，是辯論能力使促成這些特質的分享且讓我們成為完整的人，當然，說人類天生具有政治性並非意指我們能成為完整的人，僅是和城市中的其他人共同參與，它的意涵不止如此，引領我們完善己身的關連形式，必然是具有某種排他性，城市一向是一座排他的城市，總是這種或那種排他的城市、城邦，如亞里斯多德及柏拉圖清楚明白，是一個小型的社會，即今日所稱的封閉社會，一個引領我們完善的社會，引領我們完成並完善我們 Telos 的社會必需是由信任、友愛及同志情誼所共構，一個建構在雙方相互算計利益的社會，對亞里斯多德而言，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社會，我們不能信任所有的人，亞里斯多德似乎這麼說，信任只能延伸到一個極小的朋友圈子及同邦公民，僅有一座小城，小到能由信任的關係來管治，才能稱作是政治社會，這是以亞里斯多德的標準看來，替代的城市與帝國社會將僅能接受專制統治，那樣的社會可以不需信任的關係存在於大型、帝國的專制之中，這回應了亞里斯多德所說人類天生是政治動物，而城市是自然的演變，城市永遠不能是一座萬國之城，它永遠無法混合所有的人類，它永遠不可能成為國際都會或世界之都，或甚至是國聯或族聯，萬國之城將永不會允許或說不會允許一種自我完善，那只有在小型、自治的城邦中才行得通。城市，如亞里斯多德所認為，將永遠會和其他城市或國家同時存在，根於不同的管理原則，可能還會對自己人懷有敵意，這也就說明，就算是亞里斯多德筆中的最佳之城也承受不起沒有外交政策的後果，一種民主的好公民在另一種政權中將不再是好公民，黨派意識與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忠誠是一座健康城市所必須的，將這論點放到書中，Polemarchus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書中應會瞭解友敵是政治生活的自然演變與根深蒂固的類別，就像我們不能與所有的人做朋友，城市間也不行，國與國之間更不用說，戰爭與戰爭所需的美德是城市的自然演變，這就像友愛、信任與同志情誼的美德同等必要一樣，注意，在書一開始的前幾頁，亞里斯多德並未談到任何有關最佳城市或政體的言論，他只說到我們是天生的城邦動物，為了達成目標，必需要住在城邦之中，但，是哪種城邦呢？它又應如何被管治？專制、寡頭、民主或混合政體？到目前為止，我們僅知道城邦最廣泛的特色，它必需小到能由共同的正義語言所統治，僅是說相同的話還不夠，另一方面，公民還必需要有特定的共同經歷，特定的共同記憶與形塑城市與人民的經歷，大量精通數種語言者，今日的多民族社區，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將無法提供足夠的相互信任與友愛，因此無法被認作是健康的政治社群，因此，亞里斯多德似乎在提供一種對某種國家的評判，而那是我們最熟悉的，想一想，當你們在進行討論時，或是當你和友人談論這段文章時，亞里斯多德是怎麼評判我們？這樣一座城的公民只能透過參與公職才能達到他們的 Telos 或完善，而且是城市中統治階級的公職，一個大都會國家可能會允許每一位個體，過他們想要過的生活的自由，但這並非亞里斯多德所認知的自由，自由僅有透過政治責任的運作才能獲得，那責任意謂著看顧某人的同邦公民及公共利益，除此之外，對他而言，自由不是指過任何我們想過的生活，自由是要根據特定的克制與體認到並非所有的事物都是被允許的，良善的社會是提倡節制、克制與自制與自我管理的社會，就如同 Adeimantus 所言，那是不可和自由的經歷分開，亞里斯多德在很多方面所提出的和柏拉圖相似，都是一種對現代或甚至古代自由民主理論的評判，也就是過一個人想過的生活，你們可以看到書的開頭前幾頁，密集的辯論都集結在那且探得很深，包含很大量的材料，有很多需要經過解析，今天，我只能示範一些給你們看，要如何閱讀亞里斯多德所提示的概念，即人是城邦的動物，無論我們會如何思考，這個觀點，也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更不管你的觀點為何，你都必需要面對另一項著名，或更像是惡名，同樣也是在第 I 冊提及的學說，我所指的論述即奴役的自然演變，亞里斯多德告訴我們奴役是自然的演變，奴役是自然的演變，據其所言，是依尋著不平等的看法，不平等是人類之間最基本的法則，亞里斯多德和傑佛遜似乎對基本的，人類經歷的事實有著不同看法，無論那是平等或不平等，如果這是真的，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看似應受譴責，因它將是有史以來最反民主的著作，但那是真的嗎？亞里斯多德關於自然演變的主張似乎包含了奴役，分類地，將人類區別成主與奴，如何理解這一點？亞里斯多德的論述仍十分簡潔，所以很容易被誤解，如果你只讀一遍的話，但就算是你讀了三遍、四遍、五遍或十遍，仍可能誤解，如果你沒有仔細分辨他所說的話，你們必需要學著仔細地閱讀，亞里斯多德到底在說啥？首先很重要的是，我們要避免我認為的兩種同樣無益的解析方式，第一種是你在今天隨處可見的評論者，多種的新亞里斯多德派學者，我們可以這麼稱呼他們，他們就只是轉移我們的目光，不去看亞里斯多德想法中刺眼、不討喜的觀點，單純地以他好像從未說過或意指這檔事帶過，我們要避開這個誘惑，雖然在很多方面看來，他可能在經過噴霧與消毒之後較易理解，亞里斯多德也許會對現代的讀者變得比較政治正確，另外，我們還要避免第二種同樣強大的誘惑，那就是拒亞里斯多德於門外，因為他的觀點不見容於我們的年代，問題是，亞里斯多德所謂的奴役為何？誰或什麼是他所認為的天生奴隸？除非我們明瞭他的意思，我們無法接受或拒絕他的論點，第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亞里斯多德並未簡單純地假設奴役是自然的，只因奴役在古代的世界四處可見，你將注意到他將他的分析架構在一種辯論的形式中，他說在他的論述之外，「有些人」，他這麼說，點明了這是很多人所持的看法，「有些人相信奴役是自然的演變，因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有著普遍的區別，一方要看顧著整個社會的運作」，但他還說：「有些人卻不認為介於主奴間的區別是自然的，而是基於武力或威嚇的緣故」，就算是在亞里斯多德的年代，奴役已經是爭議性的制度，且引起了十分不同的意見與回應，這就是其中一個時間點，當亞里斯多德，如我先前已指出，看似最令人抓狂地心胸開闊，他願意接受辯論，無論是支持或反對的論點，亞里斯多德同意那些反對用戰爭或征服作為藉口的奴役，他談到，戰爭不是永遠都公正的，所以那些戰俘並非以正義之名擄獲，或是天生就要被奴役，同樣地，他不同意奴役永遠或僅會是非希臘人，他說，並沒有種族特徵的區別，介於自然奴隸與自然主人之間，聽聽這一段精彩的坦承談話，他說：「雖然自然可能傾向於將自由人從奴隸中區別出來，但常是事與願違，自然常偏離正軌」，現在我們完全被搞糊塗了，如果奴役是自然的演變，而自然傾向於將奴隸從自由人中區別出來，將自由從不自由中區別出來，自然如何會偏離正軌？事如何常與願違？我提到這個是因為這樣的複雜度是細心讀者應要留神的地方，我們試著仔細閱讀亞里斯多德為何要讓這看起來這麼複雜？亞里斯多德同時也贊同那些捍衛自然奴役的論點，他的辯護看似如下，奴役是自然的演變，因為我們無法管理我們自己，若無克制激情，自我管理意謂著自我克制，克制與自控是自由的必備條件或自我管理，而事實是他似乎在暗示，克制一個人的激情與慾望等同克制與控制他人，就像他似乎想說，靈魂之中有種階級制度，克制激情，所以，那種心理階級制度是否能轉譯為介於不同人種間的社會階級制度？自然的階級制度似乎是一種智慧的階級制度或至少是理性的階級制度，「怎麼會演變到這個地步」？亞里斯多德問說，為何有些人會擁有這種理性自控的能力，那也是自由的必備條件，但有些人卻似乎不具備這種能力？為何會這樣？這種階級制度是一種基因的品質嗎？人們與生俱來的嗎？果真如此，那是天生就深植在我們體內的嗎？那種區別是是由培養與教育所創造的嗎？今日我們可能會稱之為社會化？若是後者，即智慧的階級制度或說理性的階級制度是教養的結果，那奴役如何能以自然演變加以辯護？亞里斯多德不是稱人類為理性的動物嗎？具有 Logos 的生物，並暗示所有的人類都有求知慾，且想要陶冶他的身心並過自由的生活，是否有種平等主義建構於理性動物與政治動物的概念之中？他開始了其著作《形上學》，他偉大的著作《形上學》，書中的開頭陳述即是：「所有人都有求知慾」，如果我們都有求知慾，這不就意味著一種普遍性嗎？即所有的人都應是自由人，所有的公民應參與城市中的統治與被統治的活動，但亞里斯多德似乎也同時視教育是少數人的特權，那種受過教育者所必備的紀律與自制，對他而言，似乎是不平等地區隔了人群，我認為緊隨於後的會是，自然演變的政體或說最佳政體，將是轄於受過教育的特權階級，轄於受過教育訓練的特權階級，某種貴族共和，由受過教育的精英管理所有人的利益，亞里斯多德的理想國，我這麼說是要提醒，你們莫忘柏拉圖，他們都致力於培養崇高的公民美德，即包含了心與智等自我管理所必備的特質，他相信這些特質是少數人所特有，他們能共享正義的運作與城市中的行政官位，那看似十足的精英教育，你們同意嗎？也許對我們而言不太討喜，原因多重，甚至是非常不同於我們的直覺與成長的教化模式，Yes？你們都同意嗎？但在我們駁斥亞里斯多德的論點之前，即令人無法忍受的不平等及精英者論點，我們必需要問一個艱難的問題，不只是關於亞里斯多德，對我們更是重要，耶魯除了是精英學院，在道德與智能上用以教育潛在的領袖階級成員之外，它還有什麼職能？思索這個問題，每個人都能來耶魯就讀嗎？我們是執行開放式入學政策，讓所有想要來的人都能來嗎？不！難道不需要那些特質嗎？諸如自控、紀律與克制等，以求在此取得成功，咱們暫時不要考慮星期五、星期六的夜晚，從這所大學畢業的學生難道都是偶然？而他們有些還在政府、企業、法律相關及學院中執牛耳崗位？將這個階級形容成一如亞里斯多德可能會說．天生貴族，那是不公平或超出情理嗎？我讓你們自己去想這個問題，我們拒絕亞里斯多德，因他是一名反民主的精英論者之前，回想一下你們自己，你們不也是嗎？不然你們今天能坐在這裡嗎？想一想，我們下週見。 2006年10月 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