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藥俱樂部：無政府主義者

第八節

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和其他左派不同，他們尋求摧毀國家而不是要拿下國家權力。艾米爾‧亨利和其他十九世紀後期的激進份子開啟了現代個人行動與濫殺平民目標的恐怖主義。儘管個人恐怖主義行為造成了可怕的後果，但都無法與國家恐怖主義的後果相比。

第八節：炸藥俱樂部：無政府主義者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講無政府主義，我主要會探討一個歷史人物，一個我不羨慕的人，他是埃米爾•亨利，但在某種意義上他代表了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在十九世紀末的巴黎，而且我想如果要為一個人寫傳記，這不算是一個壞主意，去選一個僅僅活到二十一歲的人，因為這樣可以出一本更短的書，因為他被斷了頭－你們會看到，1894年前後，好，我們開始吧！首先和社會主義者不同，無政府主義者並不想獲取政權，即對國家的控制權，他們要消滅一切政權，他們要廢除國家，在他們的眼中…政治活動，這裡插一句，他們因此和工團主義者差不多，也和當時成長中的資本主義差不多，其軍隊保護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第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是蒲魯東，他的影響力主要發揮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蒲魯東來自法國東部的柏桑松，他曾經寫了一本宣傳冊《財產是偷盜》，在1841年他說的是，太多的或不公正的財產才是偷盜，但這樣的標題非常有煽動性，而且他曾經寫過如下的話…服從法國政府如同服從監視，服從被檢查、被刺探、被指揮、被法律驅使、被標上序號、被管理、被納入統計、被洗腦、被布道、被控制、被檢查、被預估、被衡量、被審查、被一群這樣的動物管理著，這群動物既不具備合法的政權也沒有任何智慧，他們也並沒有站在道德的高地，被這樣的法國政府管理等同於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環節、每一次交易中，被記錄、被統計、被剝削、被奴役、被評判，作任何事都要執照、要授權、時刻被警告、被制止、被禁止，改革、糾正、懲罰以公眾利益為藉口，以大眾利益的名義而被迫貢獻、被剝削、被獨裁、被巧取豪奪、被壓榨、被哄騙、被搶劫，而人們的絲毫反抗和任何抱怨都會被壓制、被反擊、被中傷、被騷擾、被追殺、被虐待、被打擊、被剝奪武器、被束縛、被囚禁、被批判、被譴責、被射殺、被驅逐、被犧牲、被買賣、被背叛，甚至被嘲笑、被鄙視，憤怒而屈辱的，那就是法國政府和它所謂的正義與道德。 當時，追隨蒲魯東的有兩個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我不會在這裡講這兩個人，但他們非常傳奇，都出身貴族，一個是克魯泡特金，另一個是非常恐怖的巴枯寧[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歷史當中變得非常重要。克魯泡特金是一個地理學家，曾得到英國國王的賞識，最後被布爾什維克大革命震撼，他是第一批使用這個口號的人，以行動為輿論的武器，這種設想認為群體具有潛在的革命性，它需要一個火花、一個暗殺、一個炸彈來催化革命，無政府主義者暗殺了…看你怎麼數，五個、六個、七個政府頭目，在十九世紀末葉，其中包括美國的麥金利總統，他被刺殺在紐約水牛鎮，於一九零一年時，也包括另一個人，等一下我們會介紹，薩迪•卡諾，他是當時法國的總統。 我想從炸彈開始說起，因為這個炸彈…在許多年後我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感覺，兩次在飯館用餐後，我著作的標題浮現了，「終點」咖啡館，這是現代恐怖主義的開端，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二日，一個蒼白消瘦的年輕人埃米爾•亨利，在他巴黎的房間裡準備了一個炸彈，他把炸彈藏在自己衣服下面，帶著一把上了膛的手槍和刀衝向了高級街區，在巴黎歌劇院附近。同樣的事情在這之前二十年也發生過，他想炸死很多人，亨利在歌劇院停下了腳步，歌劇院宛如巨大的鍍金訂婚蛋糕，一個華麗的舞會正在進行著，他知道自己無法穿越保安而盡可能接近他要炸死的人。 他轉而考慮Bignon餐廳，而後又考慮了美國咖啡館，然後是當時最時髦的，位於Grand Hotel裡的和平咖啡館，Grand Hotel如今依舊還在，他是一個漫無目的的人，一個受過點教育，曾有過一段虛榮心很強的時期，即便如此他仍然是一個貧窮而沒有目的的人，在城市生活中被邊緣化的人群，他來到林蔭大道，不僅是要漠不關心的從遠處觀望，像一個漫無目的的人一樣，而是來憎恨、來殺害。他繼續尋找著目標，每個地方的人都不夠多，晚上八點他來到終點咖啡館，就在聖拉扎爾火車站旁邊的一個角落，咖啡館裡的人多了起來，他點了一杯又一杯啤酒，然後抽一支雪茄，像平常一樣結了帳，交響樂仍在演奏，一小時後他走出來，轉身點燃雪茄把炸彈扔進了咖啡館，當時咖啡館裡的人很多。 以各種大型展覽聞名的巴黎被視為休閒和消費主義的代名詞，本身已成為一項永久的展覽，華麗的大道是它的舞臺，你們會在這門課稍後瞭解這段被稱為美麗時期的歐洲社會史；百貨公司閃爍霓虹燈招徠客人，精心陳設的櫥窗使得左拉[法國知名作家]稱其為摩登教堂，百貨公司的走廊被喻為華麗街道的延續，對比之下貧窮的工人生活在狹窄灰暗的街區中，那是處於社會底層、貧困者的聚居地，這裡不是這樣的聚居地，這裡是「終點」，是巴黎東部的平民社區，直到一八八四年還有人因霍亂而死的地方。 歐斯曼於五六十年代規劃巴黎重建，驅散了數以千計的平民，用更高的租金把他們驅趕到市郊巴黎的北部、東北部，乃至工人階級生活的市郊，但世界的首都巴黎不再是革命的中心，巴黎的憲兵看上去好像警察和軍隊，隨處可見而且的確非常非常之多，因此歐斯曼規劃的街道寬到不適合任何路障，對於一個印象派畫家雷諾瓦來說，街道兩旁的建築冷冰冰的好像等待檢閱的成排士兵，對於政權鞏固有個恰當的描述，十九世紀法國，一八九一年勞動節那天，軍隊槍殺了示威者，包括很多女人和孩童，在富爾米北方一個工業小鎮－毛紡小鎮。 法國當時或許沒有強硬的執行政權，由於在兩代拿破侖後對軍國主義的懼怕，但其他國家的權利都未如此集中，所以一八九零年初起，無政府主義者開始發起小規模組織，沿著穆費塔爾街區在萬神殿區域，一個叫尚•格里夫的人，在140號創辦了無政府主義者的一份報紙，在拉丁區四處，還有蒙馬特和東部的工業區以及市郊，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你們都聽說過，是一段醜聞時代，醜陋的巴拿馬運河醜聞和許多其他醜聞，總統的女婿出賣法國榮譽勛章等等，巴黎公社的記憶在無政府主義者腦海中被喚醒了，兩萬五千多人被槍殺，從蒙馬特山上，從佳麗村另一個周邊地帶，無政府主義者俯視首都的繁華，他們憎恨這座城市。 很多人推崇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代表邁克爾•巴枯寧，對他來說破壞是一種激情創作，那會帶來政府、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的終結。「現代國家」巴枯寧寫道，「利用現代集權賦予他們的恐怖行為方式，正變成一個巨大而具有毀滅性的現實」，這正像那些被屠殺的巴黎公社支持者在1871年5月看到的一樣，所以一波無政府主義者的炸彈襲擊在1892年到1894年間橫掃巴黎，這場恐怖襲擊以刺殺薩迪•卡諾為終結，在當年六月的里昂，經過兩次嘗試，義大利國王溫貝托一世發現「被刺殺已成為他這種人的職業風險」。的確，他不久後也被刺殺身亡，然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都自認為是和平的代言人，看路易絲•米歇爾[巴黎公社女革命家]的例子，的確是這樣，一個女性的和平代表，你們可以讀讀她的故事。 而對於克魯泡特金和他之前的蒲魯東來說，他們的目的是原始的，他們的目的是沒有任何國家政權的社區，蒲魯東曾經生活在法國東部的汝拉山區以及瑞士，那些鐘錶匠在沒有政府的干涉下生活的不錯，但正如我說過的，正是克魯泡特金接受並創造了這個短語「以行動作為輿論導向」，有的時候也被認為是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馬拉泰斯塔的傑作，他在西班牙有很強的影響力，在義大利和阿根廷也是一樣，他本身看上去並不像個這麼恐怖的人－當你在他旁邊時，但其信念同樣是暴力、是社會變革的火花，後來克魯泡特金懷疑過這個看法，他說，「從個人角度講我不喜歡這些爆炸，但我無法忍受自己看著指責那些被驅趕至絕望的人」，他在1880年描述了永遠暴動的重要性，通過口頭和出版的輿論宣傳，通過使用武器和暴力，「一切不合法的都是好的」。 炸藥的發明者是1868年諾貝爾和平獎創立人－諾貝爾，而這一切帶來的結果看上去卻是平衡了鬥爭的場地，這似乎表現了現代革命的煉金術，作為對於許多邪惡屈辱和軟弱不平等和挫折，對於社會剝削的憤怒和不公的補償。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約翰•莫斯特來到美國，他在自己的報紙中寫道－自由存在於能毀滅資本主義的炸藥之中，正像槍桿和火藥終結了封建社會一樣，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呼嘯著，在被執行絞刑以前，在芝加哥的集市裡，時間是一八八六年，「把炸藥交到數百萬被壓迫者手中，科學才真正發揮最偉大的作用」。 著名的拉瓦紹爾，法蘭西斯•克勞迪亞斯•拉瓦紹爾把這句話銘記在心，他於1859年出生於聖艾蒂安附近的赤貧家庭，他爸爸是一個荷蘭磨坊工人，拋棄了妻子和他的四個孩子，在小學和做彌撒的時候他因衣衫襤褸而被戲謔，他的穿著好像乞丐，他換過幾個工作，但沒有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隨後他加入無政府主義行列，轉而開始盜墓、偽造，最後是謀殺，勒死一個藏了很多錢的奇怪老隱士，在聖艾蒂安附近山上隱士的家中，他被拘捕後成功逃脫，並用假名奔赴巴黎生活。 1891年警察對示威者開槍，在巴黎克里奇大道，位於巴黎市郊，三個人被帶到警局並被毆打、被審判，兩個被判了長期服刑，拉瓦紹爾的兩個行動隨之而來，他炸毀了當地兩個法官在聖日爾曼街的住所，這是一個高級住宅區，在克里奇大道；回家的路上他在一個餐館停下，餐館名叫Le Very，v-e-r-y，帶重音符號[指法文字母]，位於瑪根塔大道，一個服務生記得他左手上有一道刀疤，三天後他再次來到同一個地方用餐，因為他身強體壯，十個警察才制服了他，「看看這隻手」，他對法官說，還有陪審團，「它殺了近十個資產階級富人」，他在十一號被砍了頭，1892年7月在蒙布里松的羅亞爾河這個地方，幾天後炸彈摧毀了Le Very餐館，殺死了Le Very裡面的客人，店主認為是無政府主義者用來當作標誌的那個叛逆的詞彙所造成。 拉瓦紹爾對於當代人來說是如此恐怖，有段時間裡他的名字成為法語中的一個動詞，和爆破是同意詞，他死後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和他們倫敦被驅逐的友人，以及歐洲大陸的所有人夜以繼日的討論著這些襲擊的是是非非，這裡有一個木刻，你們可以看到，這是藝術家夏洛特•莫寧的作品，重新展現了被廣泛閱讀的無政府主義，報紙用殉教者來詮釋拉瓦紹爾，他挑釁而英勇的臉龐置於斷頭臺中，一些憐憫的人開始把他們的殉教者－把拉瓦紹爾比作暴力版的耶穌，他們都是三十三歲被處死的；無政府主義者還唱著拉瓦紹爾的歌，拉瓦紹爾之歌配上「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旋律，那是法國革命時期的一首歌，「在巴黎這座偉大城市裡同住著腦滿腸肥的富人，還有饑腸轆轆的窮人，但他們有長長的牙齒，拉瓦紹爾萬歲，讓我們為拉瓦紹爾起舞，爆炸聲萬歲，該來的終究會來，該來的終究會來，一切都會好起來」。 拉瓦紹爾死後的悼詞裡，一個無政府主義評論家、藝術評論家、文學評論家－保羅•亞當－發出警告，拉瓦紹爾的殺害將開啟一個新時代事實，的確如此，一個無政府主義作家讓公眾感到憤怒，他言詞激烈的寫道，「受害者的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如果姿態是美麗的」，寫於《美麗的姿態》[同名小說]，嚴重的精神分裂征服了巴黎，有錢人不敢去好餐館和劇院，富人區的人們不敢把房子租給行政長官－因為對炸彈和炸彈投放者們的懼怕，巴黎接近二十家報社報導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歷次襲擊，這是炸彈、這是湯鍋、這是平底鍋、這是沙鍋，但這是一個炸彈，寫著數百個，這是第一個，他們這一次發明的這個裝置能引爆，並且製作出他們認為最安全的炸彈，他們繼續用沙丁魚罐頭這樣不常規的東西製作炸彈。一個叫做吉拉德的在官方機構任職的化學家對這些炸彈進行檢查。 在檔案館裡保存有數百封字跡潦草、曾經被投遞到地主、資本家和富人家裡的恐嚇信，這些恐嚇信都署名復仇者拉瓦紹爾，或署名此區的無政府主義者給無產階級剝削者的信函，「最後，當社會審判日來臨，下星期日，五月一日你們都會被炸死，署名拉•達那馬特，在蒙馬特」，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會跳著一種叫做炸彈波爾卡舞的舞蹈。另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在1893年12月9日，奧古斯特•瓦利恩特失業了，不能養家糊口而憂心如焚，他把一個塞滿大頭釘和圖釘的炸彈扔進了眾議員的議事廳，瓦利恩特的目標不是殺死某個人，而是想在眾議員們的臉上留下幾道傷疤，以此引起政府對貧困人群的關注。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的糟糕，他被當場抓住，簡短的審判後被推上了斷頭臺，付出生命的代價向強權怒吼「無政府狀態萬歲」。 埃米爾•亨利的父親在詩中寫到，他是一位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被選舉為第十郡公社的一員，也是巴黎公社聯邦警衛隊的核心人員，他在西班牙逃過了死刑，隱藏在西班牙北部的礦工中，並從社會主義者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在西班牙的權勢很大，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尤其是在北部的巴塞隆那和南部的安達盧西亞。埃米爾於1872年出生在巴塞隆那郊區的紡織品工業區，他有兩個兄弟，福瓊是哥哥，父親因汞中毒死於一八八二年；十五歲的弟弟朱爾斯也於1894年夭折了，亨利太太帶著孩子回到巴黎。 埃米爾進入巴黎的學校上學，繼續接受與其在其他地方同等程度的教育，他的母親利用已有的一點房產開了間小旅館，沿著街走真的有一個小旅館，我確實找到了它，在一個叫布朗的地方，目前有點奇怪的是，那裡離迪士尼樂園不遠，以前那裡是真正的農村。埃米爾還獲得了獎學金，他很聰明，通過了初中畢業會考並參加了高考，他十六歲通過了難度很大的中學畢業會考考試，考試包括物理、數學和化學，之後知道他學的知識沒有浪費。 最後關於學業的資料顯示，他第二年將到法國綜合理工學院學習，那是一所很不錯的學校，一所軍用工程學校，入學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他通過了筆試，有可能被接受，面試後卻被拒之門外，但他可以再申請一次，他聲稱一位朋友在他考試的時候向教室裡扔了一個炸彈，後來他發誓要報復資產階級社會，諸如此類，這個問題沒持續多久，他在一位在威尼斯工作的水利工程師叔叔的幫助下進入了該校，他卻出人意料的回到了法國，開始涉足神秘領域，試圖與已逝父親的靈魂取得聯繫，那是類似用意念移動物體的理論。 他無政府主義的朋友查爾斯•馬拉度認為他掉入了靈性思想的深淵，他渴望知識卻把精力浪費在通靈之類的事上，但在巴黎的他對此置之不理，他在巴黎附近到處打零工，他的哥哥福瓊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並且在巴黎附近酒館和咖啡館的集會和辯論中非常有名氣，主要在蒙馬特聖殿街和拉丁區附近，他哥哥由於不當言論在1894年被捕，埃米爾正好二十歲，和你們現在一樣大，他被同學稱呼「微生物」，因為他個子較小，他臉色蒼白、眼窩深陷，下巴上長有金色鬍鬚，留著老掉牙的髮型；他很關心母親，步行到很遠的火車站乘火車去探望她，這是一間酒吧，幾桌客人在喝酒，桌上鋪著桌布，綠色的百葉窗，紅磚屋頂，食物豐盛，洗過的衣物在陽光下晾曬。 我認為這是村莊。埃米爾每月賺一百二十法郎，三分之一交給母親，下面的就是她，這張她在上面、左邊，過早衰老，這是他生活過的地方，我去過所有他生活過的地方，也設法進去每個他生活過的建築，追隨他的足跡，我不欣賞他，但是，看他所看這樣的嘗試很有趣，這也是我喜歡歷史的原因。 他開始接觸無政府主義團體，閱讀克魯泡特金的著作《麵包與自由》，也涉獵馬拉泰斯塔和許多法國同行的論述，他的兩個目標－私人財產和強權制度被他稱之為兩個邪惡的根源，也是社會體系建立的根基，他寫道－不得不摧毀根除現有的社會制度，他沒有失去理智，用區別和審視的眼光看待，不同於那些到無政府主義集會聽演講的人，或即使只去過一次的人，哪怕對演講只理解皮毛，演講都會慰藉那些不幸人們的心靈。 與瓦揚相比，他愛民眾，瓦揚是只知道扔大頭釘炸彈的傢伙。在馬拉度的記憶中，埃米爾只喜愛這個理想，他與愚昧、怯懦的民眾有顯著的不同，感覺不一樣，許多從事文學和藝術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見過的，像卡米耶•畢沙羅，他是無政府主義畫家，蒙馬特也是這類文學和文化無政府主義的中心，這類社會精英中的無政府主義者也住在蒙馬特，因為這裡物價低廉，他們的後代遷徙到蒙帕納斯，現在蒙馬特已成為旅遊勝地，然而它仍有魅力。埃米爾•亨利很不合群，他從不在公共場所演講，據我所知，儘管他曾在一次集會上怒吼，根據他死後研究，無政府主義者聖鞠斯特是一個冷酷、冷血的傢伙，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搶劫自己母親的銀飾品，成為公眾安全委員會中的一員，他和羅伯斯比是主要領導人。 他不像天才演講家福瓊那樣有演講天賦，一八九三年三月福瓊舉行演講，他們總是在這個地方見面公開指責官僚階級和資產階級，他拿出了一個裝滿炸藥的彈藥筒，他說「這是我們的武器，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武器」，然後他拉出他口袋裡的彈藥筒，那其實只是一支鋼筆或一個裝鋼筆的盒子，但他和埃米爾被捕了，埃米爾丟掉了他在製衣廠的工作。我喜歡這個地方，因為這裡是鄉村小路，在巴黎的中心，這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標誌如此漂亮，那家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不在那裡了，那是埃米爾工作過的地方，他被捕又被釋放後失去了這份工作。 糟糕的工作不斷更換，有一份工作是無薪水的製錶匠學徒，可能是為了學做炸彈的定時技術。1892年他時來運轉，雇主非常欣賞他的精明，他成了一名會計，做一些寫信等等相關的事情。在1892年，他短暫地做過無政府主義報紙的管理者，同時收集製造炸彈的材料，學習如何製備這些材料，那年的七月，他和他的哥哥帶著炸毀當地治安官的打算去了聖艾蒂安和蒙布里松，拉瓦紹爾就是在那裡被審判的，我去了聖艾蒂安，試圖找出他是否去過那裡，警方認為去了，但我沒有確鑿的證據。 不管怎麼說，警方的密探和警方遍布各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約瑟夫•康拉德有一部很棒的小說名稱是《密探》，G.K.卻斯特頓也有一部作品是《星期四人》，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團體中有七名成員變成了警方的密探，倫敦到處都是密探，看看荷蘭、西班牙、法國、俄國、捷克和所有其他的歐洲國家，他無意中告訴某個人沒有放入足夠炸藥的裝置不會爆炸，下次多放一些酸，看看會有什麼結果。警察局的資料有詳細記錄，我見過警方資料給他的編號是318532，所以警察的存在對我來說是好事，密探已經深入那些團體之中。 其中一個代號末尾是數字4的密探報告說，無政府主義者似乎不再玩老把戲，在無政府主義者過去常常去的集會場所，警察們正匆忙的記錄辨別在那裡的每一個人，非常擔憂那些危險人物不是在那裡演講，而是懷著邪惡的想法躲在陰影裡打量其他人。某種程度上，在心裡他們總是露面後又快速離開，這些都是最暴力的人，他們讓行動起到宣傳作用，他們也不是裝腔作勢、夸夸其談的人，他們屏蔽自我，他們從無政府主義圈子內社會主義者和個人自主主義者之間的辯論中獲得靈感，社會主義者演變為工團主義者，單獨的無政府主義者作出決定去屠殺敵人，個人自主主義者。 這樣…我用演講裡的描述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像炸藥俱樂部一樣，炸藥俱樂部認為問題並不在於警方，因為他們更瞭解，而是在於群眾，想像一下每個事件，每個沙丁魚罐頭背後都有摧毀社會制度的險惡用心，這裡沒有俱樂部，只是無政府主義者中的一小部分、一些暴力的個體做出這些事情，在一年前，一八九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卡爾莫一家礦業公司的雇員，礦工的罷工已經使饒勒斯很有名氣，在屋外的地上發現了一個包裹，也就是歌劇大道十一號，十一號就在左上方。 照片拍攝於一九零零年，我和我兒子也進入過那棟建築，我告訴兒子，當時炸彈放在哪裡，它仍然是一個優美的建築，他們笨手笨腳地搬著包裹，到了樓下把包裹放在後門入口處人行道上，警察來了並建議最好把包裹帶到警察局處理，他們沒有注意到有一些粉末從裝置裡滲漏出來，過去人們就是如此稱呼，那是一個可逆炸彈，這個炸彈沒有引信而是由化學品混合發生爆炸，這些可憐的警察把包裹搬到最近的警察局，這就是那個建築現在的樣子，你可以進入建築內，就在一樓，我喜歡這樣的材料，就是喜歡，這是警察局，現在還在那，他們搬著包裹穿過庭院，一個人說，快點，太重了，真的很重，他們把包裹放在桌子上，爆炸了，胳膊、腿，到處都是，經清點，五個人被這種恐怖的方式殺死。 炸彈曾經被報紙包裹著，是一八九二年七月一日關於低速炸藥臨時工事件的報紙，爆炸案導致埃米爾•亨利和他的哥哥被捕，埃米爾•亨利被從巴黎帶到了倫敦並發表了他的道歉信，他是一百三十個嫌疑犯中的一個，他圍著菲茨羅伊廣場徘徊，現在菲茨羅伊廣場和夏洛特大街滿是價格昂貴的餐館。他與其他無政府主義者在那裡徘徊，奧斯卡•王爾德的一個朋友記得在那裡見過他，他能說一些英語但是不流利，他曾經對一些人說，「今天是舞蹈課的周年紀念日」，於是就扭動身體跳上跳下，在監獄的最後日子裡他很驕傲，他已經消滅了六種敵人，馬拉度說，他的世界裡只有他自己，他對自己說，他毀滅天使這個角色才剛剛開始。 為什麼警察認為他有很大嫌疑呢？因為一個警察剛好在那天…那天…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八日去法國北部諾爾省的車站附近工作，他有兩件差事要做，一個差事在瑪德琳教堂附近，另一個在凱旋門附近，他老板給了他一些錢去做差事，巧合的是一個警察也嘗試做同樣的事情，並且聲稱他不能回到在蒙馬特的家，在貝龍路公寓的第五層拿到炸彈－我喜歡這個材料，直接回到歌劇大街完成他的差事，在兩個小時十五分鐘內回到公司，看起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親自走了一遍，我用公車和地鐵取代有軌電車和公共馬車，我用出租馬車取代四輪馬車，我沒坐過這種車，我雇的馬車不能在歌劇大街左轉，所以我扣掉十一分鐘，我停下了，我不能進入那天他取炸彈的那個建築，然後我在大約兩小時15分鐘或是16分鐘後回來。有人在1894年做了同樣的事情，無疑他也沒能完成。 無論如何，老埃米爾還是去了倫敦，而此時我只是在設想他曾經設想過的事情，使他轉變成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因是巴黎以及法國各地都存在的巨大貧富差距，很顯然，父親留下的遺產與此是有一定關係的，從來沒有人以如此炫耀的、甚至可以說是有些過分的方式快樂地生活在「美好年代」的巴黎，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俚語]，現在人們對那時的懷舊情節，是因為那個時代的偉大創造力以及之後一戰帶來的可怕場景，但其實「美好年代」對大多數人來說沒那麼美好，而促使他信奉無政府主義的因素便是他所住之地全位於一個地方，與一分鐘前描述之地不同，這裡靠近巴士底監獄並皆處於巴黎的邊緣，而他住過的房屋外觀直到現在都還保持原樣，這幢建築靠近蒙馬特高地並且聖心堂也在建造中，這和那幢建築是同一時期的，直到現在都沒有完工，它那口鐘聲可覆蓋整個城市的大鐘還沒有被安放，而聖心堂是建造於巴黎公社創建的地方，它也被視為是用於替「道德秩序」政府[十九世紀晚期法國保守政府]贖罪的紀念碑，因此，人們憎惡聖心堂並且經常歸咎於它，他們挺能想的。 左拉在1898年寫了本小說叫《巴黎》，以埃米爾•亨利和其他一些人為人物原型，這位牧師的兄弟拋棄了他原有的信仰，就像電腦記憶體一樣，他想炸掉聖心堂，埃米爾•亨利就住在這附近，他住在維龍街，現在是相當時尚的街區，他住在那兒的頂層，他就是在那裡製作炸彈的，然後他搬到這個地方，此地叫做「弗舍山莊」，其實這裡一點也不好，這保持了當時的建築原貌。在一八九四年的時候他住在這裡面，我去那裡是因為我必須要看一下，這是一個很適合寫生的街區，那裡有許多毒販也有不少毒品交易，我可不想被當成一個便衣警察，也不想被當做一個有錢的遊客，就這樣，我躲在一輛卡車後面拍照，然後走上前去向他們打招呼「哥們好啊」，我必須親眼看一看。 然而，當你走出這裡的時候那便是你被這裡所接受，那是一八九四年的情況，當你走出這裡，右轉便是「美麗城公園」，沿著霍格特廣場向下那是他掉腦袋的地方，如果他向外看，他很幸運他看不到蒙帕納斯大樓，那時還沒有這座大樓，但是他能看見他憎惡的東西－艾菲爾鐵塔獨一無二的矗立在那裡，並且已經存在五年了，還有萬神殿，那是國家紀念他們英雄的地方，還有巴黎聖母院，他也很憎惡，他曾經寫道－愛能使人憎恨，寫於他被送上斷頭臺之前，他只是抽象地愛著人類，他也深愛他的母親，他愛人類卻憎惡國家，因此他著手去破壞。 所以這些便是可見的目標，我想在新文化歷史學他們會這樣稱呼上面那些建築物，或者他鄙視和憎惡的那些遺跡，如果你們在閱讀生涯中讀過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故事的結尾拉斯蒂涅克來到拉雪茲神父墓園，貧困的他…拉雪茲神父墓園並不殘破，但周邊地區卻相當破舊，他指著巴黎西方「漂亮的巴黎」，他說了類似以下的話，「寶貝，現在是你我之間的戰爭了」，但他也想有快樂時光，也想和不錯的女人同床共枕，他只想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埃米爾•亨利指著那些街區說「寶貝，現在是你我之間的戰爭了」，他是認真的，他製作炸彈並著手去破壞，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行為被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歌頌的時代。 一八九四年二月，他把爆炸裝置扔進了一家名為終點的咖啡館，擊中了一盞大吊燈然後碰到一張大理石桌子，炸彈落地並爆炸，有二十人受傷，其中一個不久後死去。破碎的玻璃、桌椅的碎片、鮮血和傷者，恐懼無處不在，一個建築師身上有五處傷，一個工匠有十七處，亨利目睹了一切同時也被看見，在這一刻，即便如此他還喝了一小口別人的啤酒，如果不這樣他不會被捕，我們可以排除他間接自殺的可能性，我將會在接下來一分鐘內詳細討論此事，他說「哦，幹這事的惡棍到哪去了」然後跑掉了，然後他被一個警察和一個理髮師學徒，和一個驗票員在電車軌道上追趕，最終他們在聖拉扎爾車站的拐角處抓住了他，他果斷掏出手槍並射擊，同時也掏出匕首－匕首上沾有毒物，一個名叫普瓦松的警察幸運地躲過了一劫，因為他的大錢包擋住了一顆子彈。 然後，埃米爾•亨利被關到巴黎古監獄，他所住的牢房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丹東、羅伯斯庇爾，和瑪麗•安東尼[路易十六之妻]以及路易十六都曾關在這所監獄，關於此人的情報來源者之一便是獄卒，因為他們試圖從他那得到情報，而他則想讓他們改信無政府主義，所以他們之間有種很有趣的關係，他被關入監獄的第一夜，他的朋友們闖進牢房並攜帶了足夠的炸藥，製作了十四或是十五個炸彈，所以巴黎退一步說，處於高度危險中，因此埃米爾•亨利被嚴加審問，他誇張地向無政府主義致敬，並以無政府主義的名義做出宣言，宣言內容流傳至今，他說「在西班牙你們絞死我們，在德意志你們吊死我們，你們到處射殺我們，在法蘭西你們把我們送上斷頭臺，但是你們永遠也無法滅絕無政府主義，因為它已深深扎根」。 不足為奇，他被判處死刑，而他在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這天被處死，凌晨四點，所有劊子手都來自同一家庭，這個叫迪布雷的傢伙就是劊子手。我必須回過頭用一分鐘時間再說說那女人，這就是迪布雷，被稱為「巴黎先生」，他是首席劊子手，對他而言殺人僅僅是個數字遊戲，法國最後一次公開處死犯人是在一九三六年，而法國最後一次死刑使用的是斷頭臺，當然，像往常一樣，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或者一九七三年，我記不清日期了，那個讓人感到恐懼的早晨，人們購買在屋頂的座位，有些小孩的父母購買屋頂的座位，就好像他們在瑞格里球場外的屋頂上觀看小熊隊的比賽一樣[芝加哥棒球隊名]。 執行死刑對於這些人來說就像節日一樣，當然也讓他們夜不能寐。人們也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什麼時候開始執行？他什麼時候被處死啊？」，我曾試著在這本書裡重現這種場景，有關迪布雷、有關這木製小輪車所顯示出的公正，還有副手們把斷頭臺立起來，就像組裝一件完美的玩具一樣，還不需要任何釘子，因為一切零件都完美地組合在一起。的確，這些斷頭臺對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因為這是一種殉道、一種革命的不朽精神，這也源於基督教教義，不是嗎？如前面所講，你們已經理解我所指的含義，但這些殉道的場景和無政府主義者賦予其中的效用依然是很有重要意義的。 那麼這是一種間接自殺嗎？他本已和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妻子墜入愛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她的房子離他被處死的地點不遠，他碰巧遇到了她，他們倆和她的丈夫一同去他住的旅館，他想正式宣布他的愛慕之情，而她也有一點甩掉丈夫的想法，這是間接自殺嗎？明顯不是，因為到最後他本想逃掉，而且她對新生活也是充滿期待的。他被處死後她接受記者採訪，她說「哦，他如此愛我，常人是無法理解原因的」，整件事簡直讓人無法理解，但可以說這根本不是某種形式的間接自殺。 那麼，關於這種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我想表達什麼呢？有哪些新意呢？很多東西，拉瓦紹爾、瓦揚都很貧困，拉瓦紹爾是那種貧困潦倒並難以相處的人，瓦揚不是，他是個很受尊敬的人，西歐的大部分人、某些俄羅斯人例外，但他們不是反政府主義者，這是個叫做「人民的意願」的群體，他們都是普通工人。埃米爾•亨利是個知識分子，他是個知識分子，這可是從未出現的，但其實這並不比其他創舉更顯重要，他不像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以國家首腦或者穿制服的人為目標，他選擇了那些他憎恨的、喝著啤酒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因為他們支持資本主義，因此他向他們扔炸彈，他清楚自己想要殺掉很多這種人，他坐在那看著他們。電影《阿爾及爾之役》有一幕很令人感到驚奇的場景，一個女人埋了一枚炸彈，然後她看著那些將要被炸死的人們，因為她在那裡埋了炸彈，她看著那些人並大喊「我要殺了你們，我要殺了你們，因為我愛、我恨」，這的確是很新奇的事。 思考此事與現代恐怖主義有何關係，有關係嗎？我不知道，僅僅帶給我們一點深思吧！無疑，他們之間有某種聯繫，如果你們以賓拉登為例，眾所周知，在九十年代末期他宣稱要攻擊平民－美國平民，就如同攻擊美國軍事人員一樣，這都是眾所周知的。另外一種聯繫是在現代恐怖主義內部本身，類似知識分子、學生以及貧困潦倒的人之間以某種方式聯合，同樣也有很多不同之處，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就是某種…但這很不同，但同樣值得深思。第三，整個的革命永生精神，你殺人然後你死了，你就得到革命主義，永生對於許多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來說這便是進入了極樂世界。第四，兩隊恐怖分子攻擊一個強大的敵人，這是他們慣用的破壞模式，並試圖「殺一儆百」，這是句中國古諺語。 他們想攻擊國家和資本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者而言，目標與當代恐怖分子的目標同樣明顯。第五，炸藥，比如路邊炸彈被看作是平衡雙方局勢的有效武器，你攻擊的時候想證明你很強大，其實你很弱小，他們演示了強大的國家對於一小撮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而言也是脆弱的。還有，我上面所說這些組織，他們也總是在試圖找一個人包辦一切，當然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不是我所說過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情況，同時也不是當今的情況，因此，那時的法國政府和現在的官員都傾向於搜尋集中組織的大規模秘密行動，而不是對小團體中的成員，或是在當地獨自策劃和組織的個體，或自由行動採取措施無政府主義者。再講一次，總是在強調個人的完全自主，其實如我所講，他們只是強調那些潛在的非常危險的個體的自主而已。 我很厭惡埃米爾•亨利所代表的一切東西，但我試著去理解他的仇恨。還有一件事可以接著說，那就是當你們想到恐怖主義這個詞，其實這個詞源自於國家採取的威懾行動，法國大革命中「恐怖統治」震懾了反對者，人們也經常忘記，其實恐怖活動的最主要受害者…受害於國家恐怖主義，而無政府主義者憎惡國家，是因為他們近距離看到了國家恐怖主義，對巴黎公社以及在克里希警察打人事件中的所作所為。還有一八九一年在北部發生的罷工和遊行活動中國家對無辜者的屠殺，以及年輕女人們被子彈擊中而倒下，這些場景都該被銘記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期間的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襲擊中，他們殺害了差不多六十人，傷者超過二百人，很悲慘啊！但是如果你關注國家恐怖主義，有人得出比例大約是二百六十比一，二百六十個受害者，依比例算，襲擊事件中受害者僅僅為一個。 恐怖主義已經變為政治進程的一部分，而它也被稱為「死亡之舞」，或是某種國家和其最大敵人之間的可怕舞蹈，雙方相互作用，誰也離不開誰，不同政見者的仇恨也只是被當局的過度反應而煽動，這只能激起更多襲擊而已，當然，這不是一節政治學課，但美國政府以及其他國家政府在應對911恐怖襲擊中的反應就是個很好的例證，當國家採用諸如虐待或折磨囚犯的手段激起了對方的仇恨，兩者的關係彷彿又回到了一八九零年代的西班牙和二十世紀的頭十年，以及巴黎公社運動之前，更不幸的是，就在我們今天，這便是埃米爾•亨利的故事，周三見。 2007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