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制國家和共和國

第三節

儘管多方的改革努力，法國仍然是歐洲最集權的國家。國家體系圍繞著巴黎為中心層層展開，其原由來自催生各省級地區的法國大革命。這些地區和大都會中心保留了一種對立的關係。1875年，誕生於苦難中的共和國成立，儘管仍需面對來自香波伯爵（法王享利五世）和奧良保皇派的正統性挑戰。這個共和國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來自其他非巴黎外省工人和農民的支持。

第三節：中央集權制國家和共和國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的課程分為兩部份，一是講法國政府的集權化統治，還有為什麼是巴黎？談論這個很有意思，巴黎在中央集權政府中的地位，以及其在法國政經、社會文化領域中的地位，然後在最後二十分鐘我會談談這樣一個奇怪的人，他是曾經的「奇蹟之子」，出生即被冊封為香波伯爵，但最終卻沒有成為法國國王亨利五世，以及法國為什麼最終走向共和制，和它是如何走向共和制，這都與法國的中央集權有關。現在，任何一個到過法國的人，那些曾在普利瓦阿扎或者巴黎排隊等候過的人，最好是沒有，等的時間太長了，都會意識到巴黎和法國政府中央集權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至少在西歐的歷史上是這樣，長遠來看依舊如此。 儘管密特朗前總統計劃在法國實施去中央集權化並創立地方議會，法國基本上還是西歐中央集權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巴黎在法國的地位是歐洲其它國家的城市所不能比擬的，現在讓我們想想，讓我們仔細思考一下其他國家的情況，想想其他國家。在西班牙，顯然是馬德里了，儘管馬德里是首都，但巴塞隆那也相當重要，巴塞隆那的經濟地位要比馬德里這個所謂的經濟中心更為重要。或者，想想柏林，想想德國的情況，無論在統一的德國還是統一前的聯邦德國，柏林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城市。現在柏林儘管又成為首都，但在某些方面就只能與慕尼黑和法蘭克福平起平坐。 再說說像蘇格蘭這樣的小國家，愛丁堡和格拉斯哥是它兩個主要的城市，或者拿英格蘭舉例，曼徹斯特人的意志具有很大影響力，因為那裡對於北部的重要性堪比首都，並且是工業經濟中心。或者再說說俄羅斯，莫斯科過去是宗教中心，尼古拉斯二世討厭莫斯科，他認為莫斯科代表了俄羅斯全部的價值觀，聖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寧格勒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城市，因為沙皇的行宮設在那裡。或者想想其它任何地方，分崩離析前的奧匈帝國，維也納在這個狹小的國家裡算是特大型的首都，但還有布達佩斯能夠與其成對峙之勢。在義大利，最重要的城市顯然就是米蘭和都靈還有羅馬，這個城市只是一座充斥著觀光者和神職人員的教會都城。 但法國的情況很特別，巴黎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是獨特的。過去幾百年中，這種狀況引人矚目，尤其在近一百五十年裡，我想講的正是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大約在1947年，有一本書叫做巴黎和法國的沙漠[非官方譯法]，這本書關注了這方面的內容，即法國在這方面的獨特性，在書中，作者以一種鄙視的態度稱百分之九十七的法國人都只能算是鄉下人，巴黎應該是法國拉斯蒂涅們即使擠破頭也要去的地方，因為巴黎是法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中心。拉斯蒂涅是巴爾扎克小說中一個核心人物，或者是核心人物之一，這部小說叫做高老頭，主人翁是高老頭，他是一名沒落貴族，來自法國西部的夏朗德省，他想在巴黎成就大業，還想採遍天下芳草。不事生產，卻想一夜暴富，這個人成為了那種有闖勁但鄉土氣息濃郁的沒落貴族代言人，他們想去巴黎成就一番事業，因為只有在那裡才有大事業。 現在，你能想到的任何區域，有一個例外，現在還不是說這個的時候，儘管我很願意講，就是美食中心。因為儘管里昂被認為是－里昂不是任何地區的首府，它過去是法國第二重要的城市，現在還是，儘管它比馬賽稍小一點，如果只是比較這些城市的大小的話，里昂是法國的美食中心，而不是巴黎，這差不多算是個例外，巴黎能夠取得支配地位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法國政府的中央集權化，在我的記憶裡，在我寫論文時總喜歡在巴黎喝著廉價的酒，在馬路上閒逛，你聽到播新聞的人都是巴黎口音播新聞，只用巴黎腔。 在新聞之前它們會播放一個叫做地方時事的小節目，如果你住在奧弗涅的話就會－你能參加時長十五分鐘的當地事務討論會，還會遇到操著當地口音的人，如果你住在馬賽或者尼斯的話，會聽到有人用南方口音播報有關當地學校的新聞，或者是年輕的姑娘向腐敗的政治家獻花的照片，都是諸如此類的情況。但基本上，新聞往往是由有著北方口音的人播報的。這些人要麼來自羅亞爾河谷，他們對自己的出身引以為榮，認為自己法語說的最棒，而不是巴黎人。 但是今非昔比，實際的情況是，巴黎的絕對支配地位絲毫沒有變化過，而巴爾扎克，講回巴爾扎克，他使巴黎人對外省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這種印象一直保持到現在，他把鄉下人描繪成在小城鎮中過著千篇一律的單調生活，他寫道，他們全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他說，鄉下人就像模子裡刻出來的，在他們的小圈圈裡亂挖一氣，或者在泥漿裡面挖青蛙，從事著骯髒，沒什麼競爭性的工作。為嫉妒，貪婪和物慾所驅動，他們不會考慮國家大事，但零星瑣事卻能令他們激動萬分。現在，你們曾見過，這是紐約客雜誌一張十分有名的封面，這張地圖表現的是從紐約的角度看全美國，紐約在這裡，這是一條極長的鴻溝，最終洛杉磯有半個橄欖球場那麼遠了，圖片中心的所有東西基本就是沙漠。 當然，鄉下人，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是法國的合法居民，我們住在阿爾代什並以此為傲，在看待巴黎人時也會帶有某種輕蔑，就好像巴黎人看我們那樣。我的意思是，舉例來說，在法國如果這件事取消的話我就會十分不高興的，它就是汽車牌照。牌照上的最後幾位數告訴你這個人來自哪裡，如果是的61話，就來自安省，如果是62，就來自加萊海峽省，如果是的63話，就來自多姆山省。假設你自己正一個人開車行駛，這個來自沙托魯的人要去探望在貝桑松的表兄，這是我開車時的小娛樂，在七八月份放假的時候，當南法都被遊客淹沒的時候，當人們看見這些牌照尾號為75的人，這個尾號代表巴黎，這並不會出現在考卷中，如果看到如果看到77、78、91、92、93、94、95，就知道他們是巴黎人，來自巴黎大區，其中存在著某種期待，通常是某種屈尊的優越感的，期待巴黎人和巴黎區的女人向別人展示自己的綽約風姿。我們還可憐巴巴的在泥塘裡捉青蛙。 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是法國政府的中央集權化，以及巴黎在國民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之後很難逆轉，我覺得當今法國經濟，走向使巴黎地區在經濟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一個重要標識是里昂，那個法國第二大城市，同時也是美食之都，像我早先說過的，Credit Lyonnais就是里昂銀行，19世紀60年代它的總部遷到巴黎，不再在里昂了，這是某種形式的放棄。還有，例如那些里昂戲劇的擁簇者們總是說，我們的戲劇很好，而且與匯集各路資源的巴黎戲劇截然不同，為什麼會這樣？ 從長遠來看，法國為何變得如此中央集權化？所有中央集權化制的國家會改變得更大，並集中所有能力對人民敲骨吸髓，如果我們回顧西元1500年代的歐洲，有大約1500個附屬國，它們隸屬於像英國，西班牙和法國這樣龐大穩固的君主制帝國，還有主教轄區，就像德國的特里爾，他們的領地比起大教主家的花園大不了多少，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洲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活動就是建立國家，建立更強大的君主制國家，最終建立有著多種政治運行機制的民族國家。義大利的統一某種程度而言，義大利曾經統一過，德國於1871年統一義大利，在19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統一。 但是，回到法國的案例，如果回到16世紀，如果你到羅亞爾河周圍的城堡中，你就會看到由巧匠製作的各種精美的傢俱，還有隨處可見的有把手的的大箱子，這些箱子是－這是國王的文件，還有司法部長、首席財務官和法官的文件，他們所有的文件都在這裡，其實君主制國家沒有首都，君主所在即為國家所在，在16世紀巴黎成為法國首都，你們能很清楚地看到，巴黎並不在法國中部，但沒人會在蒙呂松或者在類似這樣的地方建都，因此，存在君主就存在一系列的專制主義論調，這裡就不細說了。但是在17世紀，歐洲統治者將勢力向敵人所在之處擴張，他們攻城略地，這也是法國為何丟掉阿爾薩斯的原因。還有像我之前講過的，他們不斷增加對資源的掠奪，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因此路易十四自稱為太陽王，一個外表謙虛實則囂張自大的人，他派一些官員去各省強化他的意志，這些人被稱作是監督官，這個不是重點，你們不用記這個。他們前往各處，並與當地精英人士、貴族及法官階層進行溝通，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是增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在絕對王權期間軍隊數量變得十分龐大，如果你周遊法國，你能看到軍事奇才沃邦所建的各式堡壘，他築的堡壘在帕皮利恩和比利牛斯省，還有北部的里爾以及這些地方，都能看到他鬼斧神工的堡壘，這些堡壘需要人來進行維護，檢驗槍枝大炮以保證其發揮正常作用，他們長期駐扎於此，從而使常規部隊數量大增。 現在我們回到法國大革命這一議題。法國大革命的訴求是什麼？它想對法國行政機構設置進行合理化改進。當然了，革命還有其它的目的，這節課我們先不談。相對於從前，諸如你想通過羅亞爾河運輸貨物，你必須支付一百元的過路費，他們取消了所有此類收費，他們嘗試建立統一的度量單位，這些想法在一百年之後才得以實現。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性，由於他們的頭號敵人是那些封建貴族，貴族們能迅速逃往德國或是英國等地，並且試圖發起反大革命運動，「我們會削減教會和一些貴族的權利，並在地方建立稱作『省』的行政單位」，法語讀作「Departement」。 所以他們建立了「省」，「省」成為行政系統中的一部份，每個省－這些貌似很無聊，但實際上是很有趣的。法國大部份省以河流命名，有些則以山川或大海命名，每個省都有相同的官職設置，這些省是有道路相連的，而這些省，迄今法國已有－在法國已有九十五個之多，包括科西嘉省都有直通巴黎的路線，據說高盧民族被分成了三個部份，現在，對那些住在法國任何地區的人而言，他們眼中的三個部份是司法部、軍務部還有內務部，這就是法國的省，創立於1790年，存在至今，僅在1960年由於巴黎區的發展發生了一次改變，他們將巴黎周邊的省進行合併，在這裡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第一個省，我向你們保證我們不用逐個瞭解，看第一個省，安省，A-i-n，來自一條河的名字，或是第二個埃納省，A-i-s-n-e，來自於一條河的名字，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這裡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個，阿列省，這些省皆是以河流的名字而命名，然而其大小卻截然不同。最大的省應該是多爾多涅省，由於有英國人住在此地，這裡可能有所發展，大概有八千名英國常駐居民，我指到了夏河內省－這不對了，別在意，因為我如果站得太近就看不太清楚了。這個最小的地方是東庇里牛斯省，這裡是法國的加泰隆尼亞，這不是重點。 重點部份是，法國大革命為了可以打敗軍隊，促進中央集權，然後追隨小個子伍長、小個子將軍，小個子自大狂－都是拿破侖一世的外號，他進一步的推動了中央集權，他喜歡自吹自擂，這是在教科書裡經常可以看到的。他自稱，他看著錶就可以知道，在他所設立的國立高中裡的孩子在任何時候的學習情況，他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在1852至1870年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他的侄子，有人戲稱他虛有其表，拿破侖三世，他把中央集權當成一種鞏固自己統治的工具，並且用此來削弱貴族所殘留的影響。 如果你想要什麼東西，這在今天的法國仍然是事實，去當地的貴族那裡絕無收獲，就像是你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說，「你好，先生，如果我們能有一所學校就再好了」，沒用，他意識到了帝國宗主可以提供鐵路，也可以為一些事情提供資助，這些都更加集中權力於國家。你瞭解到了十九世紀的發展歷程，經濟發展歷程鞏固了法國，以巴黎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統治鐵路就是很好的例子。有時我會舉一些例子，你們可以不去記，我這麼做是希望你們可以去思考。 如果你可以想起來這兒的兩個城鎮，布瑞福，B-r-i-v-e，以英式橄欖球運動而享有盛名，圖勒，T-u-l-l-e，是一個省的首府，我在第一天就提到了，因為有許多人在那被絞死。它們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還是一樣大的，但是布瑞福修了鐵路，而不是圖勒通往巴黎的鐵路，所以說中央集權是…當然，圖勒有山，在布瑞福修鐵路會更加容易，但政府可以通過調節經濟資源分配對地方進行扶持或打壓，這也是為什麼最終法國成為共和國而沒有成為君主制國家的原因，是因為代表共和政體的省長可以去守舊地區，並說，「嘿，我們並不喜歡上次的選舉方式，你們的城市議會有太多的擁護君主制度者了，你們想要在河上架座橋，對吧？」那就是我們村的情況。在河面上沒有橋，那兒有一條小船可以載人通過那條水波滔天的險河，「你們希望可以在這兒建一座橋，那就看你們下次選舉的表現了」。 國家可以提供這些公共設施服務，十九世紀的銀行發展進一步鞏固了國家的實力，在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巴黎有了一次經濟的騰飛，因為國家銀行設在巴黎，國家金融機構在巴黎，這些機構可以設立或取消全國的投資。當今，火車在你們這個年代或許不是，不，可以延續到你們這個年代，我在法國高鐵開通後的第三天，它是在1981年九月二十八日開通的，我是在九月三十日去的，去里昂旅行，它一路上開的非常快，直到了站，無論何時，如果你觀察法國的鐵路線就會發現每條路都通往巴黎，假如你想從里昂去波爾多，你會因此荷包大失血，除非你想坐八個小時的火車，因為你要走的路是，坐上火車，先花一小時五十八分鐘去巴黎，然後以很快的速度用四小時到這兒，波爾多按公里計費，所以費用十分昂貴。 如果我在里摩日和巴黎之間通勤，這依舊是段漫長的旅途，這兒沒有法國高鐵，大概要用四小時，由此我坐火車去普瓦捷會花三個小時，因為穿過省界的話是很不合適的。那麼，鐵路系統是如何－鐵路線如何加強巴黎主導地位的一個顯著原因便是，以我從事的教職來看，正如巴黎支配整個法國那樣，巴黎握有主導權，現在仍有人這麼稱呼它，渦輪教授－渦輪列車是在法國高鐵出現前的快車，首趟列車開往諾曼地，由富有的巴黎人帶到多維爾，渦輪教授是一位巴黎人，夢想在巴黎教書，特別是在巴黎第一大學，巴黎的大學命名得都很有詩意，巴黎第一、第二、第三大學，以此類推，一直到第十四大學，最往後最差，但第十三大學可能是最差的，不過渦輪教授被派到漢斯教書，他每天都要坐火車往返，抑或是去圖爾，從這裡去里昂要用兩小時，這有四百公里。 要知道，兩個小時都可以坐火車去紐約市了。但如果平均時速八十哩，你一個小時五十分鐘到兩個小時內能到就算不錯了，你們知道了那些住在里昂要去巴黎教書，或是有朋友在里爾教書，住在巴黎，或是我經常在魯昂教書，我是住在巴黎，卻在魯昂授課，這並不是很好，這樣就無法享受當地的大學生活，並且這種渦輪教師的問題由於快車的出現而日益明顯。我之前提到的，它被稱為Train à Grand Vitesse，這是法國高鐵的全稱，它行駛得很快，這些在十九世紀都是很突出的現象，一直持續到了1947年，當格瑞威爾寫了一本書，叫做巴黎和法國荒漠，如果你看過百科全書關於省的定義，若某人來自外省，是個左派，但並非指政治上的左派，而是土包子、鄉巴佬，老是遲到或準備不周，我從拉胡斯詞典上讀到的這些東西。 例如，裡面描述了鄉下人的行為，就像你剛到了布列塔尼的蒙帕納斯火車站，你一無所知，你連賣可麗餅的地方在哪也不知道，你當時卻饑腸轆轆，想急於充饑，簡直就像丈二和尚。各省由鐵路相連，當然也有公路和銀行系統，以加強法國的中央集權，我記得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在布列塔尼舉行了示威遊行，原因是這裡經常有船撞到岸上，布列塔尼的岸邊漂滿了浮油，由於洋薊的銷售量大幅度下跌，價格也暴跌，那些種植洋薊的人常常衝到省級轄區內在轄區內傾銷洋薊，並進行抗議。 我還記得在協和廣場拍的令人咋舌的照片，協和廣場是位於巴黎的很大的廣場，你可以看到布里多尼的市長們帶著飾帶，帶著他們的三色旗飾帶，藍白紅，警察們，應該是CRS，也就是軍警，他們並非想像中那麼面目猙獰，我自己在五月中旬參加了一個反薩科奇的遊行，那裡的軍警是受全權委任的，他們相當兇狠。回到正題，這些警察和抗議的市長們在地上扭成一團，市長們用代表職權的三色旗飾帶威脅著要把警察扼死，這種事情只有在法國才可能發生。因此每一個上臺執政的政府都會說，我們會對此有點作為，戴高樂如是說道，事實上他並沒這麼說，這是毛澤東說的，我們要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但是戴高樂，我們之後會談到他，他說到底怎麼樣去管理一個擁有四百四十多種不同奶酪的國家？不僅如此，他認為各地擁有不同的文化都具有潛在的威脅，舉個例子說，在法國給嬰兒取一個沒有被官方認可的名字是違法的，至今仍是如此，完全不被允許，領養也不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一個出名的案例中，這家人姓特魯儂，意思是蘋果核，他們想要領養一個嬰兒，取名為尚─菲利普•蘋果核，法國人說，不，不，取這樣一個名字有損於這個嬰兒，你們不能領養這個孩子。還有一些布里多尼人想要給他們的孩子取布里多尼的名字，但是法國政府說想都別想，這並非官方法語。 戴高樂已經去世很久，在某些地方已經有所改進，但是巴黎的權利政府各部門的權利仍未改變，他們規定校園生活還有幾乎其他任何事情。在高中裡可以看到很多罷課，我最好回到正題，但還是再講一點。在高中，甚至在初中有很多罷課，為了反對政府的某項規定，比如說要在這個系減少兩百個教師，或者主張一份完全不合理的課程安排。我的兒子他高一，也就是法國高中的第一年，他們堵住交通，直到一個憤怒的司機壓過一個抗議者的腳他們才散開回去吃披薩，這些行動是為了反抗政府的規定。在1980年有一場大遊行，為了支持天主教會作為一種教育機構，這些都是一樣的，是為了反抗來自巴黎的指示和規定，而甘貝塔，你們在書上看過，我之前也提過，他說教權主義就是敵人，之後就有一系列反對教會的運動，在反對教義方面尤其精彩，我之後會談到。 所以法國最終變成這樣，許多人視自己為administrés [法語]也就是被治理者，被統治者，不過讓人們來回奔忙為了申請批准，還要在每一份該死的文件上簽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他們視自己為公民前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當然，在後共產國際時代沒有其他國家擁有這麼多為政府工作的人，根據前面提到過的，再談一點補充，這是我自己的看法，你們可以忽視。法國社會運行順利，而在二十或三十年前你會說法國一片混亂，而美國一切運行順利，現在則恰恰相反，完全相反。如果你生病了，除非你很富有，否則你最好是在法國生病，因為社保系統在那確實起作用，甚至有濫用的現象，但是社會保障系統的範圍比我們想的要寬得多，這個保障系統，包括衛生保健，是起作用的部份社會職能之一，而這套體制和稅收，還有別的那些一樣令人不爽。 當然，挑戰是－這部份會在日後課程提到，即該如何處理這和歐洲？歐洲想要拿掉這些福利並抹消屬於住在法國所享有的福利，這就是我為什麼投票反對歐盟憲法條約，我鼓勵人們投反對票，我知道除了那些巴黎和里昂的學究們，幾乎沒人支持歐盟憲法條約，而他們在一年前的五月二十九日落敗，就是這樣。回到正題，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假定這樣一個事實，在1870年的二月，一個由君主制主義者控制的議會在農村地區進行選舉，但不僅僅是在布列塔尼，還有諾曼地和奧佛涅這些大的天主教區，我們之後會看到他們想要恢復君主制度。為什麼這一切沒有發生？ 為什麼法國最後成為了一個共和國？即第三共和國，而第三共和國因治國無方飽受職責和抨擊，但這是一個持續時間最長的共和國，它持續了－取決於你如何判定它的開始時間，你可以在書上讀到，從1875年還是1877年，還是從真正形成共和國，也就是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它持續到1940年六月，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們來聽一段歷史，屬於老生常談的那種，是一個關於個人決定的故事。有一個覬覦王位的人，這個人的一生有一個有趣的開始，他被稱為「奇蹟之子」，至於原因我之後會解釋。香波伯爵是波旁家族中人，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期間他是皇室成員，1820年時，他的父親被一個叫盧瓦拉的自由主義者刺殺，那天他父親正在歌劇院，覺得有些無聊，想出去走走，他走出歌劇院，這個刺殺者上前刺了他一刀，從右側刺穿他，這並不是一次無計劃的行動，刺殺者想要滅絕這支皇室成員，波旁家族在1815年到1830年復辟，這些你們很熟悉。 所以法國進入國喪，在各地，教堂的鐘聲非常緩慢地響起，因為王位的繼承人去世，也因為這件事情興起了大量反自由主義者的運動。之後，他的遺孀懷孕了，他在斷氣前向她承認曾經有過不忠，但他確實是孩子的父親，他們沒有進行基因測試之類的，但他確實是孩子的父親。法國十分緊張，他們想要一個男孩兒，然後這個孩子誕生了，「l'enfant du miracle」（奇蹟之子），不幸的是他是一個冒失鬼，很可憐的那種，做一個王位覬覦者並不容易，他將成為亨利五世，在法國西部的保皇主義地區，例如南特，他的名號被承認，有人會在午夜在牆上塗鴉，寫道亨利五世萬歲，之後人們在1月21日聚集在教堂，這是路易十六被處死的日子，他們祈禱波旁家族的復辟。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家族覬覦王位，就是奧爾良家族。奧爾良家族，我在這裡用英語寫，這些人有點乏味，他們在1830年到1848年執政，國王路易•菲利普在1848年二月被王室追捕，他被視為進取派，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君主，但他完全是個貴族，他去過肯塔基州，嗜好波旁威士忌，他有一頂保護傘，即他是中產階級的象徵，他在1848年被王室追捕，但他推動了經濟現代化，他並未讓教會重新得勢。奧爾良家族相當聰明，而香波則傻的像磚一樣，大多數時間用來講反猶太人的笑話，以及和他的密友們在奧地利首都打牌，或者在維也納附近的山裡，或者在薩爾斯堡，我猜是在薩爾斯堡附近。路易•菲利普有很多兒子，他們都很聰明，順便說一說，在十年前奧爾良家族遭受了令人尷尬的霉運，這些兒子中的一個，如果奧爾良家族復辟的話，可以說是第三順位繼承人，他因為盜竊被捕，在東庇利牛斯省因為盜竊同謀被捕。 回到正題，當法國在戰後崩潰，公社出現，對君主主義者來說，對這些希望君主制復辟的人而言，他們的機會來了，將會發生什麼呢？取笑香波伯爵很容易，在很多方面他是一個可憐的傢伙，是一個冒失鬼，但是君主主義者們克服了這點，發起了一場強有力的保皇主義運動，就如我之前表示的，這不僅僅是人們在追溯過去，的確，在一篇由人代筆的自我聲明中，他表示並不想成為舊有政體的國王，他不想把時間倒退回1788年，完全可以把君主制和現代化結合，但毫無疑問的是，如果他復辟一定會統治全國，你可以想像在巴黎公社後，在大屠殺之後，房屋仍在燃燒，或至少是在冒煙，這時候他來到了巴黎，他不像路易•拿破侖，以前很少到過巴黎，他是從來沒去過。 他有一輛馬車，他租了一輛馬車，他像遊客一樣四處轉悠，他去了巴黎聖母院，還去了聖禮拜堂向他已逝去祖先的遺體致以敬意，他拿了他們的骨頭碎片，或至少是瑪麗•安東妮的骨灰，並把這些一直放在他的房間裡，他有自己的隨從，有自己的警衛隊，他有自己的隨從，但仍有很多人信仰君主主義，普通人和農民們熱衷於君主主義，他們分佈在全國各地，尼姆當地有很強的君主主義信仰，它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當然還有在布列塔尼。我一直拿布里多尼舉例子，等會兒換一個。由於波旁家族和君主主義者的密切關係，尤其是正統君主，他們被視為正統君主，他們在教會中，在教會地區有很多肥沃的田地，以後我們會詳細談。他很聰明，想要把教會恢復到他認為在法國應有的特權地位，以及說不定他能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宗教復興運動中撈到好處。 於是，每當天主教會看到法國政治格局有重大的變盤，緊接著就會興起宗教復興。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代皆然，後者與教會達成和解協議之後，突然間出現了宗教團體的復興，人們斥資重建那些在大革命中被肆意毀壞的教堂，當時人們把教堂大鐘熔化了去造大炮之類的東西，雄壯美麗的著名教堂克魯尼修道院，在馬貢附近，就在這裡，它被毀壞了，人們試著－人們保存了一部份殘餘的樓塔，如作家夏多布里昂所言，「我不知道我們能相信什麼，但我們必須相信點什麼」，然後他屈膝跪下開始祈禱。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那時候舊時代的宗教復興了，而它得益於許多神蹟之類的，但那是我在宗教講座上要討論的東西，那會很有趣的。 比如，你去法國任何一個城鎮或村子，會看到被他們稱作佈道十字架的東西，你會發現那些十字架是石頭做的，最早的一些是反宗教改革時期，或是十七世紀天主教改革時期建的，為了贏回為新教徒所占領的地區，也就是里昂一帶，你會發現有些十字架是1815年以後建的，這不奇怪，還有一些建於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就再也沒有了，這些大十字架通常是立在村莊外面的，有些十字架在革命中就被毀了，漢斯就有一個大的，毀於1830年革命，不過多數十字架你都可以研究得到，這是對信仰的圖解，你可以看到日期，他們會標上日期，比如1868年，我們村裡大約有十個這樣的東西，有些只留下了殘樁，但是走過去看看它們還是很有趣的。它們散播得很快，所以才有傳教區。 記得我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讀耶穌會高中時，我們必須做退修或者培靈活動牧師，傳教者會走進來大聲呵斥你整整三天，然後人們離開去作告解，我沒有什麼可告解的，要是有就好了。不過那時候的高中--無論如何就是那樣--你必須去做這樣的事情，那是個大型的公共活動，所以它會被亨利五世利用，因為有很多人看到他為他們的信仰回歸而感到高興，但是，如果你要花四十七年去爭奪王位是很不容易的，他做得很艱苦，他出了一場只有王室貴族才會出的事故，從馬上摔下來，斷了一條腿，腿瘸得很厲害，而且由於他只是坐在那兒整日玩牌，飲酒作樂，他變得很肥，有時候他站起來去看看瑪麗皇后的遺物，然後又回來豪賭，他是個有名的賭徒，由於他不是個打牌高手，他的警衛隊把他看作大肥羊，不過他把「世襲君主政體」當作是唯一的避風港，那是很有宗教色彩的，它可以拯救法國。比如他只說強大權威的好處，卻避而不談明智審慎的自由，而除了教會，他的力量關鍵要靠貴族。 可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得到一個貴族頭銜對他沒有任何好處，而且人們很容易把這種老式的貴族看作留著很長的指甲、喝著美味的葡萄酒，在凡爾賽或者別的地方的公園裡，追求別人的情婦和妻子的那類人。其實貴族們變成了公司董事會主席們，而且他們保留了舊政體的陋習，據說以前在土魯斯一帶，如果一個貴族唱完彌撒曲之後宣稱最好能有一點木柴，他就可以越過松木林，看到農民們唯命是從的，農民們把大捆木頭馱到他的豪宅，在復活節那天，這大人物或許會賞點小錢。 不過，總體上這個國家還是戰勝了貴族。而且你仍可以當任何地方的伯爵或公爵，但你無能任意調集物資給當地人，除非是相當侷限的小地方。國家贏了甘貝塔，一個英年早逝的聰明人認為，法國能成為共和國是因為大部份人想要有一個共和國，他們不要君主國，那就是全部理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選舉證實了這一點，當時甚至有一群貴族相信人們會選擇君主制，相信如果人們有選舉權，他們就會投票保留君主政體。有的地方如尼姆，似乎是保皇黨的地盤，我順便寫一下這個詞，尼姆若是古法文，i後面會跟著一個「s」，而在現代法文，這字母上面載了頂小帽子，不管它，但這件事不會發生，因為最終大多數法國人不想要君主政體。 但是老香波做了什麼呢？災難來臨的時候他還沒準備好，他發表了寫得很糟糕的宣言，揚言要支持「教會的自由是靈魂安寧和世界有序的首要條件，保衛教皇是保衛國家榮譽、國家榮光最無可爭辯的理由」等等等等，但是他的弱點，人性的弱點是個大問題，而且他的弱點確實很多，還有他的智力界限也令人沮喪，他是個固執於自己原則的人，不管原則是好是壞。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生的時候處死了老路易十六，波旁王朝的白色旗幟，樸素的波旁白旗，有時上面也會有鳶尾紋章，這些統統都換成了紅色白色和藍色的旗幟，三色旗。1789年為了紀念波旁王朝而加入了白色紅色和藍色，則是巴黎市的顏色。 最後香波拒絕妥協，即使他的顧問說，看，我們可以成功，只要你同意接受法國大革命的三色旗，雖然那殺死了他的家人。他不肯，於是他們想和奧爾良家族交易，奧爾良家族生了一個又一個的孩子，但香波沒有孩子，那麼如果他能當上國王的話，他死了以後誰來接替王位呢？於是他們提出一個交易，你可以當國王，直到翹辮子--這不是確切的原話，然後奧爾良家族掛著紅白藍三色旗接手政權。令人欽佩的是，他說，「不，如果不守我的原則我就是－」好像他本來不是那麼粗野，那麼殘酷一樣--「一個大胖瘸子」，於是他回到他的城堡，回到反猶太人玩笑和他的牌友身邊，所以，法國蹣跚進入了「道德秩序」的時代。道德秩序共和國，你可以讀到它的細節，雖然不太吸引人，但我們會越過這些進入更有趣的話題。 1875年有個憲法修正案，本質上--它在一次議會投票表決中一次就過關--本質上把法國變成了共和國。1877年麥克‧馬洪元帥，他參加了普法戰爭--你可能覺得那不是一個常用的法國名字，愛爾蘭對波爾多有著很強的影響力，其實有種波爾多葡萄酒就叫朗基巴吉，朗基就是林奇，是個愛爾蘭名字，不過麥克‧馬洪是法國人，他是個元帥，後來成了法蘭西總統。1877年5月16日，他想要推翻政府，基本上問題就是責任在誰那裡，這一點也不有趣，他沒有成功。法國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給共和政體打下基礎，因為大多數法國人想要共和政體，這看似是最不會導致法國分裂的政體，甘貝塔稱它為新階層，或新社會階層，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工人們顯然不想要君主制，而在法國許多地方，尤其是南方，很多農民確實支持共和，於是法蘭西成為了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很大程度上就等同於巴黎，由於懼怕個人獨裁、懼怕出現另一個拿破侖，或在那之前出現另一個羅伯斯庇爾（雅各賓派政府的實際首腦之一），或另一個拿破侖三世，為防萬一，他們將行政權定得非常弱，權力在議會院中，在立法議會手中，總統就是個會議召集人，他想辦法讓人們做正確的事情，這是個政治俱樂部，人們表面親熱，即使他們與對方的政見相對立，他們用非正式的名字平稱對方。 而儘管進行了去中央集權化，但並不代表國家不強，或者國家做不了影響普通人生活的決定。其中最有爭議的決定，最終在1905年－如果不算參戰使得上百萬人被殺，是政教分離，那就是一個極度中央集權政府的後果。中央在巴黎，正如我反覆說的，但將意志強加給各省，無論是好是壞，並且一邊沿著火車軌道、沿著大路、沿著集權的筋脈，從巴黎向外省擴散，作為施展抱負、施加影響和施與恩惠的辦法。總之，國家變成了施與經濟、金融文化和政治恩惠的新方法，它代替了貴族階級，地方貴族代替了教會、代替了大多法國人所不想要的君主制。下次我們要講認同，要講我最喜歡的一個話題－城鎮和農村學校所扮演的角色，下次見。 2007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