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農民，語言和法國身份

第四節

對於人們開始認為自己是法國這國家的一部分，特別是對法蘭西民族認同的不確定癥結，往往被解釋成是以犧牲地方方言來促進法語現代化為代價。事實上，法國身份在農村的發展可以視作是早已存在的持續性當地特色文化傳統，特別是當地方言。理解法國身份必須連結大都會中心的官方論述和獨特的鄉間習俗，而不總是以前者超越後者的高姿態來詮譯。

第四節：一個國家？農民，語言和法國身份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要講兩個重點，我會安排好講課時間，最後我一定會講我最想講的，就是學校及其在身份認同感形成中的作用，但是首先我想講一個問題，這曾是歷史學上的巨大爭議，法國人在什麼時候開始認為自己是法國人了？然後我會具體地講解學校在這其中的作用。我想我今天最好也講一下法國現在的學校，因為在旅遊業發達的今天，身份認同感是比較難保持的，所以我最後也會講一講法國現今的學校。我一定會講，因為我喜歡教育話題，我還會重複一些我第一節課講的內容，但很多人第一節課沒上[耶魯開學初可換課]。 所以這裡的Problématique [法語]，也就是要探究的問題是，法國人什麼時候－法國的大部份人口，或全部人口，開始認為自己是法國人而不是其他身份的呢？我第一節課提到1789年法國約一半人口說法語，1871年法國約四分之一人口說法語，於是單憑一個人說的語言來判斷他認為自己是什麼身份，是沒有足夠根據的。我舉了一個例子，阿爾薩斯人說德語，但他們中很多人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在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大部份地區，在1871年被割讓給德國之後。 很久以前曾有一本書，由我的一個朋友所著，不幸剛過世不久，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名叫尤金‧韋伯，他提出了一個觀點，有些人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並不茍同，但某種程度上這已經變成一個準則，或者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真理，一個關於法國國民身份認同感的真理。他的觀點是，1880年以前，共和國扎下根基前，法國的外省地方，特別是法國鄉村，特別是法國南部人們完全沒有法國人身份的概念。 約1864年，有人－若我沒記錯，來到洛澤爾省的一所學校，洛澤爾省是法國人口最少的省，現僅有約77000人，那個人問學生們，法國是什麼？學校裡的學生對此完全沒有概念，這本書列舉了各種證據支持那時的法國是野蠻人，他如此形容人們，認為那時的法國只是一個迷信封閉的農業國家，而「文明」，這個詞帶引號，還有國家的身份認同感，只能通過所謂現代化的動力來到法國，這是社會學家們說的現代化理論。這可能是最糟糕的理論了，雖然我這麼說，但我對故去的朋友韋伯仍是懷有敬意的，我們曾經為此爭辯。 而帶來變革的三大動力，你們已經聽過一些了，根據韋伯的說法，鐵路交通是農民變成法國人的第一動力，就是從巴黎延伸出的鐵路幹線，所有的鐵路最終都是通向巴黎的。第二個動力是徵兵，教會了布列塔尼人、加斯科涅人甚至法國中部人的利穆贊人，雖然只教男性，強制他們說法語。第三個動力是學校，也就是法國人的識字率大幅度提高。 19世紀期間男性的識字率曾遠遠高於女性，而這個差距在19世紀期間打平。到了1900年，法國大部份人都能讀寫，我們從何而知呢？其中一種方法是，歷史學家嘗試通過看徵兵記錄來衡量過去人的識字率，或者是觀察參加重要儀式的人，出生儀式、婚禮、葬禮，看他們是否會簽自己的名字，還是只是畫了一個叉。畫叉說明他們不會寫字，當然還有別的方法得知這方面的信息，如研究學校的記錄等，所以這種對記錄的基本詮釋對很多人來說是很有說服力的。像我那天說的，1914年時 布列塔尼人－布列塔尼語是與法語完全無關的一種語言，布列塔尼人在1914年能為國征戰，後來會唱國歌馬賽曲[指會說法語]，在軍隊裡，語言的作用是個有趣的主題，以奧匈帝國為例，要看統計的方式，奧匈帝國至少有12個主要的民族或國籍，要在軍隊裡有一定地位，而從軍更是提高社會地位的途徑，要做軍官必須會說德語，要做官僚或老師，在奧匈帝國的大部份地區必須會說德語。 這個理論同樣適用於法國。傳統的觀點是，這些學校的老師們，當他們漸漸地把聖母瑪利亞從學校的牆上抹去，換成共和國的國家象徵瑪麗安娜時，這些老師們也在將法語傳授給所有孩子們，由此使法國變更加文明，法國的農民也由此成為了法國人。這只是一個傳統的觀點，而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只想要細講這一觀點，然後藉鑒一些我的朋友，尚•弗朗斯瓦•夏奈的研究，講一下學校在19世紀後半期的作用，然後講講學校現在的作用。因為我說過，我覺得很有趣。 時間背景對理解這課課題是很重要的，在我們嘗試去假想這樣的假設，或許也有些武斷，我們假想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在何時滲透了法國的每一個省，科西嘉島是個例外，那裡的情況更加複雜，所以時間是個重點，但回顧一下第一節課的內容，從法國的地圖來看，1871年各個地區都說什麼語言呢？而1789年各個地區又是說什麼語言呢？很多地區現在說的語言都不一樣了，大部份都不一樣，這意味著時間背景在理解這一切時很關鍵，我那天講過這個了，不過沒關係，我們再講一次。在北部弗蘭德斯，很多人說弗蘭芒語，再來看看洛林，曾被割讓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大多數人－我們講一戰起因的時候會更詳細講解這一部份，講一種德語方言，跟弗里堡[瑞士城市]的方言相似，薩瓦在1860年被割讓給法國，那裡的人說薩瓦語，一種與義大利皮埃蒙特語很相近的方言。 語言是很有意思的，19世紀六、七十年代義大利統一的時候，梅特涅曾說過，義大利單純是個地理名詞，在義大利所有人口中說現代義大利語的只佔百分之五，就是托斯卡納語[義語的前身]，或佛羅倫斯那邊的方言。南部這裡的人說普羅旺斯語，普羅旺斯語是真正的書面語言，曾經在一個叫萊博的地方，隨詩歌復興，這裡後來變成了一個像迪士尼樂園的地方，一個坑錢的地方，南部的很多地方都是這樣。我們來看朗格多克，這裡的人說奧克語，他們說Languedocien[法: 朗格多克語]，還有奧克語的各種方言，以及其口語的變體。在奧佛涅，人們說奧佛涅的方言，這裡的人說加泰隆尼亞語，這裡的人說一種受西班牙語影響的方言，這裡的人說巴斯克語，它基本是獨立的，除了跟匈牙利語和芬蘭語有一點點關係。這裡的人說加斯科語，我之前舉過人們說方言的例子，甚至在諾曼地，就此而言，甚至在羅亞爾山谷這裡的人說布列塔尼語。 有一本很好的書，如果你們想寫，這個很適合做論文題目。這本書的名字叫《傲慢之馬》，由一個叫赫利亞斯的人所作，他用布列塔尼語寫成，先譯成法語，再由法語譯成英語，寫的是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菲尼斯泰爾省成長的故事。菲尼斯泰爾省是全法國最「布列塔尼」的省，這本書寫的是當那些外地人，也就是法國人，來到之後發生的事。他們開始稱呼法國人為「柯達人」，因為他們帶著柯達相機，於是他們就成了柯達人。教堂決定破除人們這些荒謬的迷信，布列塔尼的人們相信摸雕像可以治病，最荒唐的迷信也許是一個假想的聖人，叫聖人不尿尿，所以如果你摸了它或向祂祈禱，你們應該都想到了，你的尿道感染就治好了，不尿尿嘛! 教堂派來牧師，他們本該用法語在布列塔尼講道。這已經是20世紀20年代了，這又一次說明事件背景是很重要的。還有一個關於牧師很滑稽的故事，我想我還記得，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彌撒進行到一半時，牧師轉身說[希臘語]，意思是我主慈悲，然後他再轉過來，所有布列塔尼人，特別是布列塔尼小孩子們，他轉過來說這句話的時候引發了陣陣大笑，因為恰巧這句話在布列塔尼語裡意思是「好多馬車啊」，他們都嘲笑牧師。 這說明與布列塔尼人的交流曾經是失敗的。在過去，人們認為布列塔尼人都是土包子，沒受過教育的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法國人，因為他們法語說的不好。當然布列塔尼人後來大批移居到巴黎，你在蒙帕納斯車站一眼就能看見的是，直到今天，是布列塔尼社會援助辦公室，布列塔尼人都住在巴黎蒙帕納斯車站附近，這就是為什麼附近許多咖啡館都以布列塔尼小鎮命名，例如聖布里厄南特、迪南，諸如此類的城市名。 時間背景在這裡又起什麼作用呢？韋伯完全錯了嗎？不是，這取決於我們討論的是什麼問題。如果你說的是羅亞爾人何時開始自認是法國的一部份，答案是17世紀或者18世紀，而法國大革命促使了發生在西部的內戰，這實際上是雅各賓黨，就是以巴黎為中心的法國人與說方言抵抗者的戰爭，他們打著宗教和貴族的旗號抵制法國中央政府的影響，如果你說的是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被路易十四征服，如果可能，路易十四甚至能征服懷俄明州。17世紀時他們也認為自己是法國人了。 所以身份認同感是可以同時擁有的。人可以有多重身份，平時你們自己也同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所以僅僅是參照一個國家的身份認同感是沒有意義的。有一段史實，就不能過於概括的解讀這是一連串事件，不屬於這門課的內容，就是1848年革命在年發生了一場大革命，而一開始在巴黎發生的城市革命，在魯昂、里摩日、里昂等城市，最終變成了一場農民運動，西部和中部人民更多，是發生在法國南部的一場運動，它結束於1851年，當路易•拿破侖，他後來稱帝成了拿破侖三世，他發動了政變。在1851年12月2日，人民一覺醒來發現變天了，但後來發生的事情不用記筆記，但瞭解是很好的，是這促成了19世紀法國最大的全國起義以保衛共和國。很多秘密社團的成立都與此有關，我曾讀過我一個鄰居的曾曾曾叔父的審問記錄，他曾因保衛共和國而被捕，他的審問過程必須從方言翻譯成法語。 所以在這些省我不會每個都講。從東庇利牛斯省到奧德省、到熱爾省、埃羅省、熱爾省、下阿爾卑斯，現在稱作上普羅旺斯阿爾卑斯省、得龍省、阿爾代什省，這些地方都發生過保衛共和的起義，而起義的大部份人是農民，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會說法語，而參與政治是建立國家身份認同感的形式，他們在為法國共和而奮鬥，一個很諷刺的事實是，比如加泰隆尼亞的人們用加泰隆尼亞語起義，他們說加泰隆尼亞語，從雅各賓派的左派視角來看，左派的觀點認為他們的方言是與文明進步是對立的，人們認為文明的進步以法語為象徵。 所以這裡的關鍵是時間背景。就此你可以說，這一大片地區是非常落後的，儘管我對這個詞很反感。利穆贊省，這裡的這些省份－不一定要知道省的名字，但克勒茲省科雷茲省和上維埃納省，我曾經在上維埃納省住過，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它，但這些地區，起義那時比1880年早得多，那時他們也沒有鐵路交通，沒有徵兵，所以不能像在學校一樣學法語。 還有許多方面的東西可以解釋身份認同感，這個複雜的問題。現在有這樣一個趨勢，相信事物都要經過現代化進程的人，也就是所有事物都要經過現代化，認為歷史是由鐵路建設推動的，人們關心的僅僅是是火車交通何時到站，而忽略了居住在沿途的人。我的一個朋友曾說過，「記錄遺留者的歷史十分困難」，這句話常常纏繞著我的心，落後的人們沒有意思，於是不應該研究他們，但實際上，公路－18世紀時公路的增加，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期公路建設的改善比鐵路更重要，它使法國成為一個整體。 此外，我們來看法國經濟的擴張，再次強調，我們要帶著時間背景想問題，不用擔心細節，腦子裡想著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就好。法國經濟飛速擴張是在19世紀二、三、四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也有擴張，因為那時法國鐵路網開始建設了，但公路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公路把人們帶到城裡，使他們有了法國的概念，讓他們瞭解政治，而這些起義的省，1851年共個18省起義，這些起義的人曾是農民，他們放下農具跑過農田，在軍隊來時扔下他們的乾草叉和獵槍，但每個起義的人，他們真正的共同點是他們都來自世紀二、三十年代，因公路發展而活躍的商業活動地區。 但鐵路也是重要的，法國人第一次坐火車是到朝聖之地盧爾德，這我們下回再講，但重要的不只是這些，如果只關注所謂現代化的東西，像法國高速鐵路或者那些糟糕的，從紐黑文去紐約的火車，你會錯過很多其他過程，所以時間背景很重要。但在1914年時，軍隊裡布列塔尼人真的瞭解法國？真正瞭解他們為之戰鬥、犧牲的國家？如此武斷認為是沒有根據的。當然法語在布列塔尼人中傳播開來了，經歷過戰爭後，那些倖存的人都會說法語了。他們很幸運，不屬於那150萬戰死的人，但這個過程是隨戰爭一同發生的，戰爭之前並不一定是這樣。而且，僅因為一個人不會說法語就說明他永遠是個落後的人嗎？ 我曾研究過1905年里摩日的罷工還有之前的歷史，其中的工人對抗的是像哈維蘭瓷器公司這樣的大公司，這又是另一回事，美國哈維蘭瓷器公司，他們高呼著「社會共和國萬歲」，不是用法語，而是一種方言，一種利穆贊的方言而不是法語，這意味著他們不是法國人嗎？不，這不能證明。這說明他們的身份是屬於法國某個地區，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重身份，所以這看似簡單的問題，法國人何時開始有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其實是非常複雜的，那麼科西嘉島呢？那裡有7%或8%的人口，這只是猜測，他們不想變成法國人，有時候科西嘉人還會炸公寓大樓抗議，遊客在八月來科西嘉島旅遊，某種程度上我不是支持炸大樓，但他們不喜歡八月遊客是很正常的，南部簡直要被遊客擠爆了。所以身份認同感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而布列塔尼的例子是很典型的，法語漸漸以這個方向傳播。但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仍然有很大一部份人口在日常生活中說布列塔尼語。 再說句離題的話吧，我有好多故事。那二戰之後呢？在我上學前人們說什麼話？方言是什麼時候消失的？我一直對此很感興趣，因為我住在一個僅有391個人的小村裡，這是個古老的小村，當教堂的鐘聲緩慢而悠長的敲響時，便是村裡又有一個人永遠離開我們了。很不幸，在南部，在法國的這個地區，在阿爾代什省，也稱作下維瓦萊山，無所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是說方言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年老的人們相互之間也是說方言，在20世紀的四、五十年代我認識的老人們，包括我的球友，我們玩法式滾球，喝點霞多麗白葡萄酒，我不應該告訴你們的，我們一邊喝點霞多麗或者茴香酒，有時喝點小酒[法]，其實不是有時，而是整天都在喝[法]。玩球的人，我朋友已經80歲了，他聽得懂方言，但他不會念、不會寫，我讓他幫我修改我用方言從書上抄下的一些句子時我要把它翻成法語，而他不會讀，所以這方言消失了。 但是在奧佛涅大區，奧弗涅是指這裡的這些省，我不會全部講，但包括康塔爾省、上羅亞爾省等等，還有這裡的多姆山省，可能還有阿列省，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很多家庭還是說方言的，於是這經典三角關係，也就是父母、學童與老師的關係總是與語言有關，因為父母感覺到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他們法語說得沒有方言好，這不是19世紀，而是20世紀60年代，在科西嘉島仍然有人說科西嘉的語言，但基本上人人都會說法語，甚至在我那天提到的電影裡面，《戀戀山城》，拍電影前他們要先訓練其中一個主演丹尼爾•奧圖，他要先受語言訓練，儘管他來自阿維尼翁也要學普羅旺斯口音，但這是不對的，因為20世紀20年代，當他飾演的角色從一戰回來時，他們說的應該是普羅旺斯語而不是法語。 那麼－我都要沒有時間講了，那麼大學呢？法國過去20年發生的一件好事就是，我曾經提過戴高樂想像踩碎葡萄一樣打壓方言，但現在發生的是大學正非常積極地提供方言的教育，方言是地區身份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地區身份與法國人身份並不是對立的。南特大學，一個非常右翼的大學雷恩，特別是雷恩大學教布列塔尼語，於是布列塔尼語曾經在那裡復興，再如佩皮尼昂大學，加泰隆尼亞研究專業很強，在土魯斯也有一所很好的大學，儘管城市風景如畫，但大學卻很爛，而且2001年時還發生過大爆炸，爆炸在2001年秋天發生，我們都在那裡，而在美國發生了更恐怖的爆炸，你們都知道[指911]，整個校園都被這場爆炸震動了，當AZF化工廠爆炸的時候，但在那裡，奧克語的教學復興了，這種快要消失的朗格多克語言，諸如此類。 現在我們的觀點不能那麼絕對了，一戰前不是人人都有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各種現代化的動力也不一定是使得法國人開始擁有身份認同感的原因，我們要承認的是，法國人有著強烈的身份認同感，但是我能－這課講完的時候我也許會落淚，因為我很害怕這些地區文化會逐漸消失，這也許與旅遊業有關。如果真的發生，那實在是很遺憾。地區文化如，車牌的尾號，即每個省的編號等，我之前提過，這都有可能消失。如果你們去過法國或其他地方旅遊過，知道米其林旅遊指南，還有美食指南，某種程度上讓人們更關注地區文化，這些指南把地區的特色和飲食的獨特之處向旅友們展現出來，有的地方被捧得很出名，現在若你想在某地區的特色餐廳吃飯，每個人要價250美金，有的餐廳還特別宣傳了他們食物的本地特色，這也許可以與單一的法國文化相背。讓他們百花齊放吧! 講講學校這方面吧!當然，韋伯像其他人一樣是對的，學校對身份感的建立有很大影響，而學校校舍的歷史也很有趣。基本來說，1833年之前，我等一會再解釋為什麼是1833年，不論是什麼教育都可以總結出兩條規律，或者是三條。第一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比男性少，第二是很多老師是流動的，在學校間走動的，有的老師在城市間奔波教一兩個月的書，有些資財充裕的村莊會成立學校，充分利用這些流動的師資，但當時在教會，學術教育和通俗的大眾教育主要是由天主教教會控制的。 那麼，法國人口的5%是新教徒，講到德雷福斯冤案的時候我們再詳細講。在18世紀的許多村子裡，牧師常常是村子裡唯一識字的人，而他閱讀的範圍常常僅限於聖經，重複著他作為牧師要說的話，但教會和負責教書的修女們在法國的很多地方真正控制著教育，在那些仍然遵循著舊式的宗教的地方，教會控制著當地的教育，而在1833年頒佈了一條法律，叫做基佐法，基佐是一個尼姆的新教徒，他並不是個Ｒigolo[法:愛說笑的人]，他並不隨和，不是那種一塊兒喝幾杯啤酒或七喜的人，他還是個新教徒，所以他想把教育的控制權從天主教教會手中奪回。於是在基佐的影響下通過了一條法律，法國的每一個村莊，所有法國三萬六千個市鎮都必須有一所學校，但現實是很多村莊因貧困而資金不足。 特別是在我們村裡。我要提一下，是因為我曾研究過那裡的教育學校，從一個租房搬到另一個租房，但1833年很重要，因為學校老師從此有了官方機構的公章，老師只能用法語教書，你們該如何知道那時的老師都有官方機構的公章了？這意味著什麼？我對其中的意義很好奇，為了看清老師們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我做了一些研究，我之前說過，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出生、受洗、婚禮和葬禮都需要見證人，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後這個權利由政府掌握，不再由教區掌握，所以需要有人見證這些重要事件，需要有人證明，「我看見了孩子出生，我在此簽名為證」。通常在小村裡，這是由某個地位顯要的人完成的，會讀書寫字，也許是你富有的叔叔或某某家富有的叔叔，因為他會簽名，而你的表弟他也許不會簽名，但他畫叉畫得挺好，如果你鼓勵他的話。 我開始閱讀1833年後的名冊，只讀了一天，那就夠了，看了出生、受洗婚禮和葬禮的記錄，我看到的是一個個學校老師華麗的簽名，儘管這不是老師的義務，老師總被選作證明人，說「我看到這個孩子了」、「我見證這對夫婦」、「我見證這具屍體」。這意味著什麼呢？至今法國老師簽名仍然是華麗的花體字，而我的孩子們寫字很難看，像我的字一樣，我的孩子學不會花體字，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老師是有最低工資的200法郎，很微薄的工資，有的人用蘆筍當工資補貼他，或者菊苣菜或者蘋果，或者根本不給他補貼，太窮困的家庭可以免去學費，不用花一分錢，老師只能勉強過日子。雖然老師不像市長那樣有個紅白藍的飾帶，但老師代表著國家，代表著當局機構，最重要的是，代表著國家的威望。老師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學校牆上的聖母瑪利亞的一種挑戰，那些都是公立學校。 在1850年，這不屬於這門課，但沒關係，有一條法律叫法盧法，不重要，不用記，《法盧法》實際上是對教會的妥協，路易•拿破侖把控制權交給教會，而在法國的部份地區人們依然篤信宗教，宗教在個人和集體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仍像舊時一樣，仍然有人傾向於成立教會學校。 在法國北部，你讀《萌芽》的時候，你會想像舊時的比利時修女戴著那種巨大的帽子，仍在學校教書。修女們有一點文化，雖然水平不高，但她們竭力教好書。18世紀的法國神職人員素質是最高的，19世紀的神職人員素質較低，孩子們有各種途徑得到教育。 但父母卻常常不想讓孩子上學，為什麼呢？因為母親們掌管著家庭經濟，要有足夠的錢才能養活一個家庭，對大多數人來說，不只是工人和農民，要讓他們明白教育的長遠利益是很難的，他們只想讓孩子學會基本的讀寫，不明白教育帶來的更高層次長遠利益。 例如，我手頭上有一些曠課的數據，這些數據很有意思，這些數據很清楚地顯示一旦糧食豐收，如法國東南地區的絲蠶豐收或是香檳地區葡萄酒豐收了，勃艮第或波爾多或朗格多克等產酒地，或七月開始的作物豐收，通常是穀子，孩子們那時就不上學了，因為家裡需要他們，但學校和父母間總有種矛盾，父母們說，「我女兒該上CP了」或「我兒子該上CP了」，CP即小學一年級，「但他或她要幫我照看家裡的小牲畜」。年齡大點的孩子就照看大型牲畜，就是這樣。 大孩子們要去放羊，就是把羊帶到山上吃草，我們現在也這樣，每年我的孩子們去郊遊，總有一個是去放牧的，跟羊群到山上去，當時的父母不願意把孩子送到學校去，但在法國，查爾斯•索韋維納的書寫道，法國立法保證初等教育，像義大利一樣，像德國和英國一樣，法律規定父母沒有選擇，沒有選擇[法]，孩子必須上學，孩子上學一直要上到11歲或者12歲，這裡的觀點是關於這條法律如何施行的，觀點中這些老師，這些男老師，後來女老師越來越多，但這是後來，老師這個職業－我們下回再講這個話題，變得像商店店員這個職業一樣，女店員漸漸變得比男店員多，當老師成了農村女孩子或工人階級女孩找工作的一條路子。 但這裡的觀點是，這些老師，法語裡叫IntitsInstituteur的縮寫就是老師，這些小學老師沒有人上過Lycée，就是高中，幾乎沒有人上過高中，直到19世紀的後半期，是這些人在教授法語，當時的人就是這樣學法語的，幾乎各地都有這樣一個故事，在學校裡，即使是休息的時候有人不小心說了一句方言，那個人接下來的時間都得緊握著某個奇怪形狀的物體或硬幣，直到另一個人不小心說了一句方言，這是在開玩笑嗎？事情不應是這樣的。 尚‧弗朗索瓦‧夏奈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開始研究學校和學校的老師，他的研究從調查開始，我讀過一些調查中詢問這些老師，「你想為自己做些什麼？你想為你的村莊，你的學校、你的孩子們做些什麼？」他們會填調查表，但這些人他們知道自己填的表會被上級看到，這個社會是等級森嚴，高度集權的，如果他們填「孩子們基本上不懂法語，我們討論拿破侖的偉大戰事，但用的是奧佛涅語」，一種方言，或用朗格多克語或加泰隆尼亞語，他們就給自己找麻煩了。 所以調查得偷偷的進行。在夏奈深刻研究這些地方之後發現，地區的身份認同感仍然非常重要，著名的法國地圖，或法國在世界的領土版圖，在19世紀90年代，即新帝國主義時期後，法國已佔有殖民地塞內加爾和現在的馬利共和國，或留尼旺或任何地方。但是你一定要限定在一個地區來看，所以當時他們研究就從一個地區開始，如果他們來自蒙彼利埃或者蒙彼利埃附近的地區，那麼這地域就限定了他們的身份，而認為他們沒有用方言教書是不合情理的，他們一定使用著本地語言或方言，就像如果一個人法語說的不純正，或者不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就完全沒有作為法國人的資格一樣。 所以學校是非常重要的，老師教的內容可能是孩子們必學的，至今仍學習的內容，如法國國王等等，翻來覆去的學，不過他們用方言教學，也許在法國北部，人們總是提起這條南北分界線，聖馬洛到日內瓦，在這兒，而法國的南部是這些方言頑固地存在的地方，我沒有貶低方言的意思，南部是方言發展得最好的地方，這種雙語現象會繼續。 而且，很多認為這些外省很落後的觀點都是巴黎人或者軍官們寫的，例如一個軍官在街上遇到一個農民，他問，「你能告訴我什麼什麼事情嗎？」而這個農民完全明白他在說什麼，但他認為這個人說法語，一定是個收稅官或是軍官，諸如此類的，農民便神秘地朝他笑笑假裝不懂法語。不過是個神秘的笑容，軍官回去就寫道，「天啊，這裡的人完全不懂法語，他們落後得無可救藥了，他們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是土包子，是鄉巴佬」，諸如此類。 但總體說來，我之前說過，校舍環境漸漸改善了，學校有了更多的資源，想不有也不行，城鎮對教育的投入更多了，女校成立了，女性的知識水平迅速提高，這在左拉的另一部偉大的小說裡也有體現，這書叫《婦女樂園》，是有關一個百貨商場的故事，是根據巴黎的樂蓬馬歇百貨商場改編的，這些年輕女孩的工作狀況很悲慘，她們睡在宿舍，宿舍對她們有著嚴酷的規定，但要得到這樣的工作，她們必須會算術，會讀書，會寫字。 這反映了女性的知識水平在這段時期大幅度提高了。但不變的是學校老師的威信，他們保持威信，不僅由於他們代表國家身份，他們還代表地區的發展前途，他們教導法國的未來棟樑讀書寫字，那麼現在，我想最後十分鐘你們會覺得講這個比較有意思，因為我講了我想講的內容，控制了自己，沒有過多的舉例，現在我們講講當今的法國，因為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法國南部地區，特別是那些全年充斥著遊客的地區，他們要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而不僅僅是北方人來度假的景點，遊客還來自比利時和德國還有荷蘭，基本上就是法國北面的地方，他們來法國南部旅遊，學校必須繼續發揮傳統的作用，代表著不同地區的不同身份。 來自內布拉斯卡州的同學，我妻子就來自那裡，從愛達荷州或俄勒岡州來，我是從俄勒岡州東部來的，或者從懷俄明州這些地方來，你們就知道學校被迫關閉的過程，因為學生人數不夠。在1851年，法國三分之二的省份，在1851年的法國三分之二的省人口比1939年多，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驟降的出生率，我以後會講這個，法國的大部份地區人們停止了生育，就是這樣，很突然，或者他們生2.1個或1.8個寶寶，實際操作有點難，但這是數據嘛!第二個原因是大遷徙[法]或大移民開始了，那些失去了生存資源的人們，例如山裡的人們，絲綢業或葡萄酒業崩潰的員工，講到根瘤蚜病的時候我再詳細說，不用記筆記了，你們也不會拼。大批農村人口離開了農村到了城市化程度更高的省，1900年時人口已經停止增長了，如果不是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人來到法國，法國人口甚至會下降，都不會維持原來的水平。 法國的很多地方，我會說，在三萬六千個市鎮裡，大概有一萬或一萬二的市鎮在二戰後有了那種只有一間校舍的學校，而這種單間校舍的學校，在電影裡看過，在美國也有，在只有一間校舍的學校裡，所有年級的孩子都由一個老師教，我的孩子有幾年也在這樣的學校裡讀書，這對孩子的成長很有好處，在法國小學有一到五年級，叫做CP1、CP2等等。如果最大的孩子很聰明，就會幫助年紀小的孩子學習，大家都在同一個學校裡。 在人口減少的年代他們嘗試建立單性學校，就是男校和女校，但這成本太高了，因為這是國家出錢的，市政府也出一部份，於是他們就只成立了一個學校，法語叫Classe unique，而這是非常好的成長方式，一間教室裡有小貓有小狗，大一點的孩子們在考前復習，還有高中文憑，現在已經不發了，取得高中文憑就證明你已經讀完相當與美國的五年級，如果這學校還有幼兒園的孩子，角落裡可能還有一個孩子在撒尿，真的，這麼些事情都發生在一個教室裡。 我們班裡，一隻母狗在數學課上生了隻小狗，就在我們班上，而所有的考試都證明上過這樣學校的孩子考得跟別人一樣好，實際上考得更好一點，比起那些上正常學校的孩子，一年級的孩子坐在一年級教室，二年級的坐在二年級教室，還有資優班那些，望子成龍的家長擁破頭要把孩子弄進去的班級，各種各樣的體制安排，你們也見過一些，雖然經營這樣的學校很貴，但逐漸地，單舍學校關閉了，在1975年和大約1990年之間，在法國有一萬間單舍學校關閉了，而這樣的後果是，學校的老師失業了，但其中很多老師可以在其他職位工作，但這意味老師們要坐很久的公車去上班其實以前也是這樣因為很多省份的高中數較少去學校上班得坐公車諸如此類，單舍學校關閉是很遺憾的，因為這些學校對孩子成長很有好處，這些學校的消失意味著區域文化或者村莊文化的一部份也將消失。 我舉一個例子，也是我們村的例子，比較有意思，當時我們面對這樣的局面，學校要不跟另一村莊的學校合併，我們討厭的競爭對手，或者關閉，那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到哪裡去上學呢？有一天老師讓我們在市鎮大廳，集中在Mairie[法:市鎮大廳]，而我們家長很多時候都會在結束時喝雅文邑酒[一種葡萄酒]，我很喜歡這樣，而家長和老師都是很好的朋友，即使不是很好的朋友，也可相處得不錯。但記住我說過，學校的地位，學校代表著法國，是村子與外面世界的聯繫，原則上學校教授法語，提供教育機會，讓人們能在郵局、或者火車站、或者在百貨商場找到工作，不論是在巴黎、阿維尼翁或土魯斯。有一天市長把我們召集起來，那時候的市長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只是認識他，他戴著他市長的飾帶，他說話用著尊稱，而非平稱。他說話很正式，我們的老師很緊張他說:「天啊，太榮幸了，市長先生」我們都看著他，「你在說什麼啊，市長先生要聽取我們的意見了，他要在這裡跟我們談話了」我們都有些緊張，因為學校可能要關了，我們那時開了個有點違法的食堂讓孩子吃飯，這樣家長就不會把孩子送到另一個學校去，有一段時間我們學校只有九個孩子，我們可能要被迫關閉了，我們都有些緊張，然後市長說，「朋友們」，可我們不是朋友，他說，「我們今天相聚在此，來討論我們怎樣把上頭騙過去」，他一說欺騙上頭他就成了我們的同盟，因為我們要讓這個午托班開下去，這樣更多孩子就能留在我們學校。怎麼做到呢？ 那時我意識到學校與人民的關係全變了，學校仍然代表國家，但這個體系很殘酷，可能你才四年級，你的老師就打電話跟家長說，「你的女兒什麼都不是[法]」。這曾經發生在我女兒的一個朋友身上，你女兒她什麼都不是，她必須停學去做卑賤的工作，因為她不可能升學繼續念書了，家長和老師開會時氣氛總是很緊張，這體系太殘酷了，但這教育體系是外界與鄉村的聯繫，它代表著法國的未來和法語這門語言，我們已經詳細講過了，而我突然意識到現在都不一樣了，如果我們的村莊跟其他村莊一樣要保持生機與活力，而不只是米其林指南上的一個小點，人們帶著旅遊指南來玩只因為這裡很美，這個道理也可以應用到其他村莊上。有些村子不一定都同等美麗，所以我們的學校不能關，因為即使有兩家人對彼此恨之入骨，是世世代代的仇敵，他們都會同意自從教會變成自願參加後，就像法式滾球俱樂部或者足球俱樂部一樣，是自願參加的，唯一能把整個村莊團結在一起的是通過學校表現的這種身份認同感，這種感覺只能通過這個村子的學校表現，這個村子叫做巴拉聚克。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不要武斷地認為國家身份認同感只有一個，也不要認為一定是現代化進程在推動，我們要意識到國家的和地區的身份認同感的複雜性，兩者可相互交織，它們就是相互交織的，我們要意識到，學校仍然在社區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在基層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國的郊區和村子裡仍然是這樣，我們下個星期三見。 2007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