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政治和政治方面來自左翼的挑戰

第七節

法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可以透過革命派社會主義者和改革派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競爭加以理解。前者主張放棄選舉政治，而後者則試圖改善工人的條件，手段是在政治制度內進行改革。這兩種態度見諸於名義領袖Jules Guesdes和Paul Brousse的身上。改革派社會黨和革命派社會主義者在Jean Jaures的領導下合體，其組織奮鬥對法國社會主義的定義和影響甚至直到二十世紀。

第七節：大眾政治和政治方面來自左翼的挑戰

    約翰．梅里曼教授：今天我要講的內容部份是工團主義，不過大部份是社會主義，然後周一我會講無政府主義。1864年，第一國際也就是第一國際工人協會成立了，而到了1876年，由於巴黎公社失敗所帶來的影響，加上歐洲多數地區以及美國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它被迫解散。鎮壓巴黎公社的阿道夫•梯也爾，正如你們所知－曾在1877年吹噓說，「再也沒有人討論社會主義了，天公地道，我們就這樣擺脫它了」，但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對社會黨在歐洲，尤其是在西歐政界站穩腳跟是至關重要的十年，因為在此後出現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對於當時的俄國來說顯然是違反憲政規則的，而社會黨在法國、德國、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的發展是大眾政治發展的一部份，它與政治聯盟的湧現密切相關，其中社會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也與報紙－黨報以及便士報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傳播方式密切相關。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巴黎有二十種日報，說不定不止二十種，很驚人，現在都有些什麼報呢？有《解放報》、有《費加洛報》，還有《世界報》，這是三種了，然後我想還有《法國晚報》留了下來，不過與以前相比現在的數量就少多了，社會黨人宣稱他們奉行國際主義，但問題是我們都知道，1914年在戰爭硝煙籠罩下，德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還是會兵戎相見，維也納的社會主義工人也還是會起兵攻打塞爾維亞和俄國等等等等，你們可以從奇普•索維溫的書中了解到大部份，但我要著重說明法國社會主義的出現，因為法國是我們討論的重點，然後我會稍微講講工團主義，這個可能周一講更好，不過不行，因為周一要講的內容太多了，然後我會回頭講社會主義，談談尚•饒勒斯他在1905年統一了法國社會黨。 大體上法國以及其它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被分為社會主義革命派和社會主義改革派；社會主義革命派主要受卡爾•馬克思影響，實際上應是馬克思的女婿一個叫保羅•拉法格的傢伙，你們用不著記他，是他把馬克思的譯作介紹到法國，你們知道馬克思信仰科學社會主義，他認為按科學分析，顯然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全世界的工人必將聯合起來擺脫他們的桎梏，在無產階級精神領袖的領導下奪取政權，所以原則上，社會主義革命派既不相信選舉也不相信改革。 社會主義革命派普遍認為，如果你鼓勵工人們，如《萌芽》裡的礦工們之類的來推動改革或是參與政治生活，如果你那麼做的話，那你就是支持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另一方面，他們讓自己受到約束，因為如果你想讓自己深受勞工大眾的追隨，你怎能不支持八小時工作制這樣的改革呢？這可是組織化勞動力的典型需求，你怎能不參加勞動節遊行。首次法國勞動節遊行是在1890年，來示威要求改革，而且他們也提出－由於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法國工人階級的處境日益惡化。這也讓他們陷入難題，但事實上，儘管出現了長期蕭條，工人們的境況卻是越來越好了。 即使貧富差距還在一如既往地加大，所以，他們覺得很迷惑，他們的策略是組織工人讓他們意識到他們自己是一個階級，意識到政治活動的重要性，讓他們參與到革命活動中來，以為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之日終將到來，記住，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裡我們並不希望發生革命，人們不會就這麼衝向市政廳或縣政廳來推翻當局政府，但如果你是在法國鄉村長大且祖父尚健在，你就會聽到你的祖父輩談起他們所聽說過的法國大革命的故事，如果你生活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你甚至可能參加過幾場革命，至於多少場就看你怎麼算了。 你參加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你試圖就1851年的路易•波拿巴政變發動起義，最重要的是你參加了巴黎公社起義，巴黎公社對於激勵人民鬥爭來說太重要了，正如我之前說過的，有段時間人們似乎成為了自己命運的主人，由於各種政見之爭，公社也確實開展了一場有意義的改革，所以對於保守派中堅分子來說這是很可怕的，它既助長了那些想要奪取國家政權之人的氣焰，也就是那些社會主義革命派，當然，還有社會主義改革派，我們一會兒就會講到，但方式不同，另外還激勵了想毀滅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 1879年政府對巴黎公社社員實行了大赦，因此曾被迫流放或逃亡的人都回來了，除了這個保羅•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以外，拉法格寫成L-a-f-a-r-g-u-e--，朱爾斯•蓋德也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了法國，如果你去聖路易島，它現在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旅遊景點，但基本上已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在這個島上兩條要道交界處的角落裡有塊牌匾，你很難看到它，在二樓上面寫著朱爾斯•蓋德生於此，所以說，他是個巴黎人，出生於1845年，當時的聖路易島跟現在大為不同，沒有什麼Berthillon冰淇淋這一類的東西來敲竹槓。 其父為學校教師，由於沒錢付學費，他輟學了。他曾在巴黎塞納縣縣政府當翻譯，後來成了一名記者，和他那個時代所有聰明的年輕人一樣，他讀過維克多•雨果描寫巴黎的書，因此對窮人的境況非常關心，他成了一名共和主義者。巴黎公社運動以後他被判入獄五年，為了躲避入獄他去了義大利，在那裡他讀到了卡爾•馬克思的書，1877年他創立了《平等報》，發行量達到5000，你可以用這個數去乘以每份二十到二十五位讀者的量，因為人們通常在咖啡館裡讀報紙，所以這報紙的普及率比你想像的要大得多了。 他想要捕捉巴黎公社之後重新興起的工會運動狀態，1864年法國對罷工予以解禁，1881年承認公開集會合法化，他是個睿智、成功的宣傳者，這令中產階級感到非常恐慌，他被他的敵人稱作紅色教皇，社會主義革命團體內外都這麼叫，由於他的獨裁作風，他還有個外號叫紅色教士，他很高、很瘦，像個餓漢，就像當時的許多激進分子一樣，因為沒錢，他們一直都只能勉強糊口度日，有人形容他看上去總像氣色不好，臉色慘白，金屬框眼鏡背後露出暴躁的眼神，當他開口說話，即使是很普通的事，他的嘴唇也彷彿怒氣沖沖地顫抖著，他說起話來很有力，愛嘲諷卻無法像饒勒斯那樣吸引聽眾，我待會兒會說到他。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敵人叫他紅色教皇或是紅色教士，他幫忙建立了現代法國第一個大型政治黨派，最開始它有另一個名字，但後來它更名為法國工人黨，最初蓋德自己還猶豫要不要參加1881年競選，結果他們還得到了些選票，但創建這個黨的初衷是為革命，他們可不是什麼改革家，他們不指望通過選舉來掌控下議院，或是在波旁宮等其他國民議會召開的地方來通過什麼改革方案，而是要發起一場革命，但他創立這個黨派的初衷卻使得工人們疏遠了他，因為工人們想要的是改革。 我們又一次說到了社會黨，此時社會黨想要的基本上也是美國的保守派民主黨所想要的那些東西，他們談論的是改善礦井條件，八小時工作制合理的薪資制度和保險體制等等，法國工人黨一件很有趣的事是...叫它工人黨就好，工人黨…法國工人黨黨內是只有工人階級的，光從名字也能看出其階級組成了，有趣的是他們在某些地區做得很好，但從整個法國來說他們是非常弱勢的政黨，即使是在社會主義運動時期，主要是因為他們不願參與政治選舉也不願改革，他們認為選舉，以及那些現今我們在檔案館都能看到的大紅大綠海報都是很棒的視覺宣傳，它們應該是有效的宣傳途徑，能讓工人們思考自己的處境，意識到可以藉由革命打敗他們的階級敵人。 於是，蓋德及其盟友在北方做得很好，那裡有大型紡織業和礦工廠，另外在一些差別很大的地區也做得不錯，那兒有相似的利益關係、相似的工廠，但沒有像北方地區那樣忠誠於天主教，這些地區包括前波旁省、涅夫勒省以及阿列這樣的省，還有南方的一些地方進展得也不錯，比如埃羅，即貝濟耶和蒙彼利埃所在省，但在其它一些地方，像是里摩日，那裡的社會黨直到現在一直都很強勢，但工人黨卻完全失勢，所以即使是在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下。 蓋德總有點無法置身事內的意味，但是這些人的了不起之處在於…我指的是蓋德和布魯斯，我待會兒也會講到他，還有尚•饒勒斯，就是他們一直在奔波，這時鐵路就起推動作用了，他們每年所做的演講有上百場，他們經常在某個鎮上出現，我寫過一篇文章叫《De la Gare à la Conférence Contradictoire》，也就是《從火車站到偉大演講》，他們在這些鎮上討論對其他政客的看法，他們就像參加環法自行車賽那樣不停地做演講，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透過這些辯論，有關共和國、大眾政治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見習才得以形成。 法語稱它為「集會爭鋒」或者就叫它辯論吧！演講，然後是辯論，例如很久以前當我還在里摩日研究瓷器工人的時候會發現，有像布魯斯、饒勒斯那樣的人出現在那，他們會在里摩日周遊一圈，他們從勞工所或是之後的「人民之家」開始到處走走，參觀工廠、瞻仰歷史遺跡，我後來也享受了這樣的待遇，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曾是睡在火車站的，因為我沒錢，七天中會有一天晚上是在那度過的，我那時候真沒什麼錢，不過功成名就後我又被請了回去，得到我顯然不應得的獎賞，然後享受到完全一樣的待遇，同樣也周遊了一遍，即使我已經非常了解那個地方了。 我們從開胃酒開始，是在人民之家中喝的，早上十點半還是十一點開始，當你走走停停地參觀，那真是相當漫長的一天，一直持續到早上一點半，毫不誇張，凌晨一點半或兩點才結束，實際上現在也如此，但那時候要有趣得多，因為說得不好人們會中途離席，你還能看到蓋德這樣的人出現，他會做演講，在台上侃侃而談，下面有幾百人在聽，然後又有別人來跟他較量，你能看到社會主義改革派人士同他辯論，跟他說他的看法完全錯誤，當然，你也會看到無政府主義者在外頭分發傳單，1968年時亦是如此，還能看到信奉社會主義的天主教徒，他們認為唯一可以使工人們回到自己陣營的方法是改革，他們會穿著牧師袍以此來據理力爭。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見習，凡夫俗子都會參加的見習，這也確實很棒，我也提過在公社運動之前也有這樣的見習，1868年至1870的普法戰爭時期在集會法頒布之後，主要是針對集會示威，該法令於1868年6月18日頒布，所以好歹大家都知道蓋德是誰了，然而大部份社會主義者都不信奉蓋德的主張，支持蓋德的大部份為產業工人，當然絕大多數是技工，還有些是小店員，就像我剛提到過的一樣，他最受北部紡織工歡迎，而非礦工。而現在，他這種思想幾乎遍佈各地，19世紀80年代初，他發現一個競爭對手，這個人就是保羅•布魯斯，我沒有把保羅的名字寫到黑板上，但是這樣拼寫的B-r-o-u-s-s-e--，他起初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並且可能杜撰了那句駭人的短語，我們下周一會講到「行動宣傳」，指通過縱火、暗殺或是炸藥來鼓舞群眾進行革命，周一再詳細說明。 但他離開了無政府陣營並成為一名社會主義改革者，同德國社會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斯坦的經歷極其相似，這個名字你們不用記，但他是歐洲社會主義改革者中很重要的一員，最後死在精神病院裡，他遠離了政治，幾乎完全瘋了，並不是死在醫院，而是在精神病院終其一生，結局很悲慘，就成立一個政黨而言，他反對蓋德的獨裁主義，他認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形成必須植根於社會現實，而不應光建立在卡爾•馬克思的思想基礎之上，或是建立在許多社會主義議會中歐洲政黨之間的辯論之下，諸如此類。 這是很重要的觀點，甚至影響了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發展進程，這一分歧在歷史上不僅一次，甚至在1905年之後，當革命派與改革派在尚•饒勒斯的領導下於1905年融合，這種對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依舊存在，就在蓋德派與改革派之間，蓋德派認為政黨制度應分層設計，自上而下，領袖做出抉擇並且依次傳遞下去；而社會主義改革派並不贊同這種獨裁的政黨體制，所以對立依舊存在。朱爾斯•蓋德一戰時期曾任交通或者商業部長，我記不清是哪一個了，所以他加入了一戰時期的神聖聯合政府。 但是構建政黨格局的對立局面依舊存在，並且在1920年再次爆發，蓋德派最終成為未來的共產主義者，組織形式就像他們原先倡導的一樣。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自上而下的政體共產黨的體制亦是如此，所以在1922和1923年莫斯科一紙命令，指示驅逐知識分子之時立即執行，關於這種分歧，共產主義的中央集權主義這種政體顯然過分超前了，但是這種政體可以從蓋德的思想主張，以及其他社會主義革命者主張的政權組織形式中窺見一斑，所以如果僅靠1905年的聯合的話，這種分歧是無法消除的。 那麼布魯斯當時的想法是什麼呢？他當時認為蓋德希望依靠革命一蹴而就，但布魯斯和他的同事都認為他們最終將會一無所獲，因此，他曾經寫到「最理想的社會革命應經歷不同的階段，我們的目標應和過去一樣，走一切可行性道路的革命」，因此那些改革派堅持走可行性道路，並且他們把他們的對手稱作「不可能派」，因為他們認為光跟隨革命派會一無所獲。 因此可能派以及被詆毀成為不可能派的人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布魯斯改革派聲稱現實社會的情況最為重要，他們希望建立一個所有開礦工人的聯盟，但得考慮當地的實際情況，這也正是德卡茲維爾和北部礦工的目標，但和瓷器工人以及產業鏈上其他工人的目標大不相同。第二點是他們放棄了依靠革命來取得勝利的道路，儘管還是有很多人堅信終有一天將會有場革命，但是大家並未支持革命，因為在當時革命之路似乎不大可能。 政府過於強大，又有大規模的軍隊，他們對革命的打壓勢必是無情的，就像1907年酒業工人大罷工，酒業工人和雇主同時罷工，舉行示威遊行。還有1905年在里摩日政府毫無忌憚地槍擊那些示威工人。第三點，他們全力奪取地方政權，因為一旦你試圖為普通人做些什麼，就必須選出社會主義代表進入下議院，或是在地方政府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但是由於法國政體的關係，其地方政府的職權範圍實際上相當窄，現在亦是如此，關於這個我們有很多可談。 儘管如此，在確實得到了多數議席的地區，他們還是能有自己的活動資金來為職業婦女建立托兒所等等，還能為勞工所提供資金資助，關於這個我等會兒會提到，或是為「人民之家」籌資，可以做很多此類事情，在工人階級裡由於其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因此，以工人為主體的城鎮由他們當權，而保守派政府當然不想讓他們得勢，但也無能為力，並且在激進派之後，我們知道在1898年社會主義保守派或者溫和派雖然反對教權主義，但他們一獲得權力也還是常和地方社會主義者達成聯盟。 正是這一原因使得社會主義革命派在勢力上更為落後，他們對社會主義忠心不二，所以他們會說「我當然會把票投給社會主義者候選人，如果我們贏取了多數席位，如果某鎮近郊的工人階級能為我們社會主義政權爭取到多數席位的話，我們就可以著手進行改革」，蓋德派顯然解決不了這種問題，他們發現即使是他們自己也會不由自主的參加這種選舉，支持那些信奉社會主義的候選人。我舉幾個例子，這些城鎮算是社會主義改革派用以上方式奪取政權的典型例子，里摩日算一個，其市長為社會主義改革者，因此他們做出了些政績；魯貝也算一個，大型紡織產業城鎮還有里爾、圖爾寬，構成一體化城市，就在比利時的邊境線上，謝爾河畔的蒙呂松也是其中的一個，還有許多這種例子，什麼樣的例子並不重要。 但這所展現的是政治的可能性、政治的現實性，因此，從這些社會主義改革派政黨中誕生了市政社會主義，接下來就到了1890年的關鍵時期了，是98還是99來著，我想是1899，第一位社會主義派部長出現在內閣會議上，我們叫他密勒朗而不是密特朗，這個名字你可以在索維溫的書裡找到，這引起了蓋德派的憤怒，在內閣會議上，一個社會主義派的部長居然同絞殺公社的儈子手，還有作為軍政部長的前將軍同桌議事，他們這樣說道「相信那些改革者最後的結局就是這樣，嘴裡說著支持資產階級共和國，還與那些絞殺巴黎公社的儈子手同桌議事，這就是你們所謂的革命」。 這樣衝突就進一步加劇了，但這兩個黨派還是於1905年合併了，即使他們之間的分歧仍然廣泛存在。雖然布魯斯不太像一個會引導革命的人，他是一個很富有的醫生，他祖父曾是個富有的穀物商人，這在支持他的選民們眼裡是人民的壓迫者，他的父親是個同天主教主教往來密切的主任醫師，他不知何故娶了俄國警務總監的女兒，法國相對來說是個小國，差不多只有蒙大拿州那麼大，也許稍微大點兒，但是又比德州小很多，他早在還是一名醫學系學生時就認識了蓋德，他曾就讀於蒙彼利埃大學，這座繼博洛尼亞大學之後歷史最悠久的歐洲醫學院，當他還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時候曾被判刑，之後逃往西班牙，在那，他組建了一個小型社會主義團體。 那時他已接納了階級鬥爭，他就是我們說的典型政黨領袖，來自中產階級陣營，而選舉他們的常常就是普通工人，這也帶來另一種衝突，為了不讓你們弄混我再舉個例子，另有一個政黨其創始人為尚•阿勒芒，我們可以說得簡單點，就像索維溫說的「你怎能...」，社會主義革命派的人會說「一個改革派的政黨怎能支持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尚•阿勒芒則說「看看那些社會主義政黨，看看那些社會主義黨派的領導者，他們是來自卡爾莫的礦工，還是昂贊的礦工，或其他地方的嗎？他們是聖艾蒂安周邊的紡織工人或冶金工人嗎？不，他們是資產階級，他們是生活安逸的醫生」，就像布魯斯或是尚•饒勒斯，我等下會講到尚•饒勒斯，他是一名哲學教授，「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參與的政黨」。 於是，他們產生了分裂，其他黨派也產生了分裂，但基本上大概的情形就這樣了。再提一下，尚•阿勒芒是一名印刷工人，他聲稱布魯斯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所以相較而言，他更能理解工人們的心聲。但往前看，你也會看到同類情況，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同樣有一場驅逐共產黨內知識分子的運動，同樣也懷疑來自中產階級的空想家以及富裕、自由、激進的社會改革者，當時人們對階級差別也相當敏感，如果你再看看當時的共產黨，他們的領袖都是礦工或是冶金工人，包括排斥知識分子在內，這算是他們一種很深的傳統了，這些知識分子中許多都聞名遐邇，有著名的詩人、畫家等等，「你是資產階級，所以我們不接受你，你只想著你所屬階級的利益，而不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利益」。因此，在共產黨接下來的歷史中我們再次體會到了這種衝突的存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辯論的轉變，看看從一戰以前開始直到受到1971年十月（此處應指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第二次俄國革命的影響之後發生了什麼，這些工團主義者又是誰，他們想要什麼？難道只是想讓局勢更加複雜化嗎？工團主義者比如尚•阿勒芒曾說過，「聽著，我們並不需要資產階級的領導，除此之外...」，雖然他們的中堅份子中的確有一人很資產階級化，「除此之外，我們甚至連政治都不相信」，至於怎麼從這裡…從工人階級相對其他階級而言更為凄慘的現實生存狀況發展到那去，發展成一場革命，就如同社會主義革命派所說，「這根本就不符合我們政治上的協定，這不過是一場虛假的革命，結果卻以支持資產階級共和國告終」，就如同密勒朗1899年的那位內閣部長一樣，那麼他們究竟想要什麼？在我們眼裡不過是他們工作場所的礦井，在他們眼裡卻是通往革命通往未來的道路。 因此在1895年到1907年之間，激進派工會和罷工的關係總是很密切，因此，在西班牙和義大利這通常也被稱作無政府工團主義，我接下來會在周一向大家介紹，不過時間可能有點緊，還是這次講好了。由於這些分散性的行為，工人們在工廠的生產活動將撼動資本主義及國家在地方上的根基，以及工人們透過工作建立起來的生產勞動關係很可能直接導致革命的發生，並且還可能就這麼直接粉碎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將勞工職業介紹制度視為最基本的社會制度，並延續至今。 工人們進城後能前往勞工職業介紹所到那尋找工作機會，來賺點小錢解決溫飽問題，他們會開辦舞會組織，慶祝勞動節，他們還組織民眾參加洗禮，這種洗禮儀式模仿自教會的受洗儀式，但地點卻是在勞工職業介紹所，這就成了社會主義視野下的發展道路，我是指工團主義視野下的發展道路，即通過集合各工會形成地方機制，進而形成各勞工職業介紹所，並在罷工時提供精神支持，也算是形成某種歸屬感吧！這些想法最初是由一個叫費爾納德•佩路提埃的人提出，並透過後人發展壯大。 諷刺的是佩路提埃本人屬於資產階級，他出生於1868年死於1901年，所以他沒活多久，其父為某牧師的辦事員，也是個正統主義者，也就是說來自一個君主主義家庭，就讀於教會學校，之後因撰寫反牧師小說而被學校開除，他沒有通過中學畢業會考，即高中畢業時的重要考試，這個考試過去也只有35%的通過率，後來慢慢上升到50%，現在達到85%左右，但參加法國高中畢業會考依然壓力很大、很大，但他沒考過，但他卻得了工人階級職業病，這種病害死了礦工和瓷器工人，還有許多其他工人，他得了肺結核，他曾是一名記者，但在工作十八個月後由於治療不得不放棄新聞工作，他因為這件事而轉變。 他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當他在寫資本主義垂死論的同時，明顯也是在書寫著自己的逝去，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死亡，我不知道他怎麼得到這個病，患病的途徑很多，但他不是在礦井裡染上的，他認為只有工人階級能革新世界，而不是自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只有工人們能，所以又一次證明他很像尚•阿勒芒，最終你所得到的就是生產者，即工人階級擴大化後的自由聯盟以及勞工職業介紹所，他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在於他依然相信階級鬥爭，依然相信工人階級是享有特權的，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則認為大多數是窮人反抗富人和反抗政府，例如，介紹所建設了圖書館，以便工人們能前來借閱。 所以，此間區別在於如果是社會主義當局，那麼當局會給勞工職業介紹所資金，反之，如果是在由激進分子或機會主義分子當權的反動城鎮，就政治意義上而言他們是不會把錢給勞工所的，所以這些就是工團主義者。我們談談喬治•索雷爾，他是位工程師，他最主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大罷工的想法，他稱大罷工為神話，不是那種憑空存在的神話，而是具有某種必然性、一切皆有可能的神話，是能鼓舞工人階級戰鬥的神話，是有一天能讓每個人放下工具、脫下他們的工作服，然後說一句「我們不再做工了」，然後整個資本主義就此結束，是不是太異想天開了，這當然異想天開，但這是在索雷爾的所作所為中對工團主義重大的貢獻。 於是當罷工在不同工廠間盛行時，在里摩日、在魯貝和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聖艾蒂安保守黨派，就形成這樣一個觀念，在工人們間也是，「這是不是大罷工了呢？大家會不會都把工廠給關了呢？」，在罷工期間工人們奔走於不同的工廠間，試著說服其他工人出來罷工，誰說得準所有工廠不會都來罷工呢？然後不久輪到里昂了，有謠傳說里昂會罷工，然後南特的工廠也關了，再然後大罷工就這麼終結了資本主義，顯然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但由於罷工運動的興起，1895到1907這段時期被稱為工團主義的輝煌時代，然後罷工就漸漸消失了。 那麼在1905年社會黨是怎樣統一的呢？雖然統一後社會黨中的緊張關係並沒有消失，但是法國社會黨在法國政治有中流砥柱的地位，而這主要是尚•饒勒斯的功勞。我現在先花幾分鐘談談他，直到191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都是德國議會中最大的黨派，但這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在1914年德國依舊是一個由野蠻人統治的獨裁國家，統治者荒誕、愚蠢，別讓我繼續說了，真是個愚不可及的君王，但在法國民主黨成為多數黨就大有可為了，因為法國是一個議會國家，雖不能說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因為女性仍沒有投票權，但它是個議會國家，尚•饒勒斯憑藉他的個人魅力和聰明才智成功統一了法國社會黨。 1981年，當弗朗索瓦•密特朗被選舉為法國總統時，他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媒體的簇擁下前往萬神殿參拜尚•饒勒斯，所以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把不同黨派統一成了社會黨，並促進及推廣其發展，以至於在1914年7月31號他死後依然蓬勃發展，甚至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該黨依然存在，不管後世評價如何，他生來就是資產階級，他的家族中有當商人的，有做律師的，還有兩名海軍上校和一位主教，他父親是家族中最貧窮的，但仍娶了位成功的成衣製造商之女，他最終經商失敗淪落到在法國南部守著十五畝農場。 1859年饒勒斯出生於卡斯特爾，卡斯特爾在圖盧茲的西北部，離卡爾莫很近，是個在塔恩省生產礦物和玻璃的城市，那兒很美，那兒也有很美味的加雅克葡萄酒，而且越來越好喝了，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產玻璃和礦物，是個非常偏遠的省，有五萬人在農場做工，三萬四千名小業主，一萬二千名佃戶和佃農，以及一萬六千名臨時工，所以是法國最普通的農村，地區人口正慢慢減少，他因為有位富有的叔叔資助才得以讀書，他讀書時任何方面都名列第一，這在法國是很了不得的事，他贏得了去巴黎的獎學金，這就很像馬克西米連•羅伯斯比爾，但他們倆迥然不同，而且還可能一點都不喜歡對方，後來他進了巴黎高等師範大學讀書，是所大學校，也是巴黎的高等學府之一，他名列前茅，他名列第三，排在亨利•柏格森之後，亨利•柏格森是位名人，也是位被遺忘的老師。 他獲得哲學學士學位之後在阿爾比做老師，現在那是得獲得博士學位，然後有大學或高中教學經驗之後才能任職的，但如今在法國確是越來越難，因為工作有限，但在阿爾比教了之後你就能當教授了，於是他成為一名講師，之後成為一名圖盧茲大學的哲學教授，那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個不錯的學校，他因教書優秀而享有盛名，就哲學而言就是試著調和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分歧，如果你見過他的相片你會覺得他形象很模糊，有人曾這樣羞辱他，「他就像一個教初中的老師，永遠不可能升職，而且總是運動不足，或者他就像一個吃得又好又多的暴發戶」，他屬於中等身高，表情嚴肅，他既不難看也不好看，既不特別也不普通，他右眼瞼神經痙攣，看上去很白，但他本來也是，而且在他大笑時、在講笑話時就渾身發抖，從頭到腳。 他對一切關於宗教的事物心存膽怯，但卻以反牧師告終，雖然不反對宗教，當提到宗教時他總是很窘迫，他會辯解道「我保證事實比你想的要複雜得多」，他在迪耶普或者其他地方過節時就表現得像個資產階級，他看起來邋裡邋遢、粗野不堪，口袋裡總是塞滿了論文，當然還有書本，他的口袋相當大，但他終究是一位偉大的演講家－人們是這樣認為，我們並沒有關於他演講的資料片，但我們之後會看到里昂•托洛茨基－另一位偉大的演講家，他們倆被認為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演講家，並且那時確實有很多成功的演講家，尤其在德國，在政治圈裡比比皆是，他不像他朋友維維安尼曾在法國戲劇院上培訓課，並且還不斷地練習。我有個同事過去也常在停車場練習演講，他會看著後視鏡裡的自己演講，我不知怎麼想起他了。 總之，饒勒斯不是這樣的，他是位傑出的演講家，他就是為演講而生的，他帶給他聽眾的是眼花繚亂的視聽盛宴，而且他所做的就是讓同一個屋子裡有不同思想的人們思想統一，於是就有了1905年的黨派統一。談談另一個人，我總是想起他，儘管我倆政治觀點迥異，他是我的老友巴特利特•吉亞邁蒂，以前的校長，猝於1989年，他與饒勒斯一樣，和巴特利特•吉亞邁蒂同處一室，即使在某些事上我通常不贊同他，但最後往往贊同了，並且還把他敬若神明，我仍然想念著他，他能在每次爭論結束後讓大家基本上都贊同他，至少有調和的情勢。更奇妙的是幾乎所有人都贊同這點，真是太奇妙了。當我想起饒勒斯時總是會想到巴特，饒勒斯亦能如此，所以在1905年統一黨派。 後來他就在下議院工作，他代表塔恩省，礦工老板就有一次集體反抗他，但他還是回到議會了，並且一直在議會裡，直到1914年7月31號在他演講時，人們都聆聽著，當他在1905年演講時，還有之前那些年，人們都聆聽著，然後社會黨就統一了。當他在各地巡迴演講時，無論是在貝桑松或者坎佩爾，人們都駐足聆聽，且他不斷地進行巡迴演講，他為進步與改革奔走呼號，在一個日益混亂的世界裡據理力爭，而在7月31號的晚上，在他開始寫那篇著名的關於法國工人們該不該參戰的議題的時刻，顯然是二十世紀的關鍵時刻之一，也是他人生的最後時刻。 所以，他為工人與罷工辯護，他成為一個熱衷於政治的左翼派，甚至被他的對手所欽佩，因為他給法國帶來了人道主義的仁慈，以及自那以後法國的美好前程，一位值得欽佩的人物。總之1905年，即使社會黨內部劍拔弩張，但大眾政治形勢能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有個嶄新的局勢，並且從二十世紀頭十年一直延續到1914年，都是他的功勞。下周一我會講那些不想改變政府的人們，不想推翻政府，但卻想消滅它的人們，其中包括一些我所了解的，至少是在我的研究領域裡顯得更為有趣的人物們，周末愉快。 2007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