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權威的衰退

第五節

宗教在法國革命後可以以兩種形式的基督教化加以理解。第一是政治形式，將教會與國家在法理上加以分離；第二是公民個人參與宗教活動頻率的降低。雖然第一項變化在歷史上有據可查，第二項形式卻是一個較含糊的現象。儘管統計數據顯示參與宗教活動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有所降低，但特別是天主教對許多法國人仍持續發揮重要的文化想像（法語作：Imaginaire）作用。

第五節：宗教權威的衰退

    約翰．梅里曼教授：好的，今天我要講的是宗教。首先我要說的是，我會講一小部份關於那些並非出身於天主教家庭的人，絕大多數法國人在此期間，直到大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都出身於天主教家庭，而他們是否忠實於其信仰，這是我們待會要講的問題。新教徒在法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稍後我會講一些關於新教徒的事，大約佔百分之五，猶太教徒的數量，我想奇普‧索維溫在他的書中講過了，但我覺得大概是三十萬人。現在，我首先講新教徒和猶太教徒主要分佈在哪些地方及其原因，這只是讓你們對總體情況有個大概的印象。 宗教改革發生於十六世紀，當時加爾文教派在日內瓦蓬勃發展，尚‧加爾文在那裡具備相當的影響力，這個教派沿著隆河進行傳播，並在此區域大部份地方很受歡迎，或者說在這些地方新增了不少教徒吧!其中包括里昂，但里昂後來又被天主教會收復，所以這次收復也稱為天主教改革，以前叫做反宗教改革，但現在我們不再這樣稱呼它了。然而，在法國南部的大部份地區依然分佈著新教徒，直到現在還有，以防萬一它在字謎遊戲中冒出來，法國新教徒最多的省大概佔此省三分之一人口吧!這是指十九世紀的情況，是加爾省G-a-r-d，它的首府是尼姆，第二多的是阿爾代什省A-r-d-e-c-h-e，我們以前在這裡居住。 直到現在還有一些新教徒生活在隆河沿線的河谷中，尤其是在德隆省，你們無需記住所有這些內容，大多數洛林和阿爾薩斯的新教徒，當然，這兩處曾經被割讓給德國，零星分佈在各處。南特法令在存在的時候有大量新教徒，這條法令容許了新教徒的存在，而在1685年，此法令被路易十四廢除，因而許多人試圖叛逃，許多所謂胡格諾教徒，去了阿姆斯特丹、去了荷蘭，他們中的大部份也試圖去加拿大魁北克，因為他們認為在那裡更容易實踐他們的宗教理想，但很多人負擔不起旅費，只能一直居住在夏朗德直到死亡。在濱海，夏朗德省，在這裡，夏朗德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法國最美麗的城市，海岸線邊，除了科利烏爾就是拉羅舍爾，濱海夏朗德省的首府。 當然，新教徒還分佈在巴黎等一些大城市中，在阿爾薩斯和幾乎整個洛林省都割讓給德意志帝國之後，阿爾薩斯的許多新教徒和一部份洛林的新教徒都移居了，他們搬到了貝爾福，這裡成為一個特區而不是一個普通的省，因為在普法戰爭中，一位將軍帶領貝爾福的人民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所以這裡成為新教的中心。 現在來講講猶太教。他們在法國大革命中獲得權力，在法國成立的第一個猶太教會總是成為目標，諸如一些塗鴉等野蠻行徑，該教會位於阿維尼翁省的沃克呂茲，在一個叫做卡邦特拉的地方，或者叫卡邦德，說哪個都可以，這兩個詞可以互換，卡邦特拉更為常用一些。在隆河的另一側聚居著大量猶太教徒，西班牙系猶太人分佈在波爾多巴黎、阿爾薩斯和洛林各個地方。1848年革命之後，反猶太人的暴亂在各地如火如荼的蔓延著，有趣的是在阿爾薩斯，三種宗教，分別是天主教、新教和猶太教，三者都試圖在慈善方面拔得頭籌，他們成立了引人矚目的志願組織來幫助窮苦的人們，這方面的內容十分有趣。 我只是做某種程度的概述，但絕大多數的法國人還是成為了天主教徒，是因為天主教會對法國大革命是持反對態度的。另外還由於天主教會與君主制政體的密切聯繫。天主教會是不幸的，香波伯爵，即亨利五世的靠山，其中一個張力在於天主教會作為一個公眾機構，與一個日益強大的政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現在，你們應該弄明白去基督教化，這個我待會兒會講到，與反教權主義之間的一個區別。伏爾泰，這位偉大的哲學家他曾經說過，壓迫是令人作嘔的，他說的並非是宗教本身，而是認為天主教會扮演的公眾機構的角色使得它成為了反教權主義的終極目標，反教權主義並不是反宗教，而是反對天主教會在政治上扮演的公眾角色。 因此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法國的一些城市中有人對天主教會進行口誅筆伐，那些提倡世俗化和反教權主義的自治區想要剝奪天主教會舉辦聖蹟遊行的權利，例如，每逢宗教節日里摩日市會變為一個紅色的城市，這個城市曾經十分宗教化，但他們現在還保留這樣的習俗，每隔七年該城市的人依然會載著聖人遺骨穿過大街小巷進行遊行，而自治區政府不允許人們這麼做。你們不能這麼做，因為這種行為違背了公共區域的中立性，一旦舉行這種大型活動，就會有教會和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去宗教化世俗化的市政當局之間的衝突，這並不是反對宗教，而是反對天主教會所扮演的公眾角色，這就是所有事件的背景。 這個背景曾經是，可能在八十年前，不，沒這麼久，可能是五十年前，是對法國革命的一種詮釋，它還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拿破侖的帝國，拿破侖一世與教會井水不犯河水，是法國大革命毀滅了舊時代的宗教。1815年，路易十八在法國革命進程加快之前回到法國，他贊成教會方面的觀點，即革命是由像盧梭和伏爾泰這樣的人引起的，他們需要為舊式宗教在法國日漸衰敗這件事負責。就像我前幾天說過的，1815年之後在某些地區激進的宗教活動復興，同樣的事也發生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也是打著建立道德有序共和國的旗號。 教會想要人們相信這一宗旨，很多歷史學家也持這種觀點，但出現了一位名叫米榭爾‧伏維爾的歷史學家V-o-v-e-l-l-e，他曾是索邦大學法國大革命方面的教授，從某種程度上說，他也是我的朋友，至少是一個舊識，他現在年紀很大了，伏維爾感興趣的是在法國革命之前，舊式宗教是否已經分崩離析，或者說開始走下坡路，於是他開始探討反宗教改革運動，或者天主教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回憶一下巴洛克式虔誠的復興，滿含對宗教的虔誠，以繪製令人目眩神迷的丘比特來表現宗教，並帶有強烈的宗教信仰色彩。他發現在他所觀察的這部份法國地區，舊式宗教在革命前就已經衰落了。 因此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這個結論對這個課是很重要的，一般來說對去基督教化也是很重要的，去基督教化有兩重含義。第一，再次強調在這次課之前，它意味著反抗教會作為一個公眾機構的運動，實際上是反對在恐怖統治時期，由羅伯斯庇爾和其它一些人所領導的有組織的宗教。它意味著燒掉教堂鐘塔，意味著只有那些宣誓效忠於法國大革命、效忠於國家的牧師才能做彌撒，而很快統治者又給他們施加壓力，讓他們再也別做彌撒了。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內容，另一個意義，剩下的一個意義在我們的討論中也十分重要，但是伏維爾，我應該把他的名字寫在黑板上，在一本名為《去基督化的巴洛克式虔誠》書中，這本書觀察了普羅旺斯的部份地區，並以之開始，他認為宗教實踐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讓你們身臨其境是有些困難了，不過這是你們在課上應該要做的。你們要怎樣去證明，宗教是否仍然對個體或其家庭和社會生活有著重大的影響力？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你們將採用何種方式作出解答？在十八世紀的社會中大部份人都是文盲，不能讀寫，你唯一能讀到的有關宗教的內容，就是由主教和大主教所記載的報告和佈道記錄，或者由主教和大主教委託他人散佈於法國各處，或是教區主教那裡的報告。宗教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如何來證明這一點？怎樣才能知道人們是否上教堂呢？怎麼才能知道呢？他做了如下幾件事，這是一項異常艱苦的工作，但也有很多種方法去研究。 我來向大家介紹幾個，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出生在天主教家庭中，至少我是的，我有一次被轟出了宗教課，跑去俄勒岡州波特蘭的一個天主教高中划船，是因為那位老師亂講托馬斯•阿奎那[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和神學家]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然後我就自作聰明地覺得我能通過上帝的行為證明他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們就把我轟出那堂宗教課，我不怎麼清楚在此沿革的過程中是否有人做過統計，但基本上在天主教堂中，我不知道現在是否仍然這樣，嬰兒要在出生三天內受洗，並因此獲得領洗證明書，即出生證明，人們以此來證明，「我看到了這個嬰兒，他是活著的」，他們為嬰兒施洗禮，這樣如果嬰兒死了，要知道嬰兒在分娩後非常容易死掉，如果能活到一歲，那麼你將有很大可能活到40歲高齡，但如果未接受洗禮，嬰兒就死掉了，那這個孩子將會在地獄的邊緣遊蕩，當時的人普遍相信地獄邊緣這一概念。 因此他所做的就是到處觀察這些洗禮，看上千份的領洗證明書，然後觀察人們要多久才會給自己出生後的孩子施洗禮。而現在，人們普遍開始認為最先出現的宗教社會學家是牧師，十九世紀末的牧師們開始抱怨，「人們不再到教堂來了，這是為什麼？」他們走出教堂，開始--事實上，一個我非常尊敬的，看上去有一百一十，實際只有九十歲的，住在里摩日的老牧師曾外出探訪陵園，去看人們在墓碑上都寫了什麼，他觀察人們給孩子取的名字，待會再來講寫了什麼。 伏維爾以及隨後的宗教歷史學者發現曲線是呈此趨勢的，由三天到一個月，到兩個月，甚至半年。19世紀時，推遲受洗的時間持續延長，重點是最終法國某些地區人們不再受洗，還有另外一些研究的對象，人們臨死前會留下遺囑，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巴黎，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不會給任何人留下任何遺物，因為他們一無所有，他們甚至付不起雇人起草遺囑的費用，他們沒錢雇傭律師和公證人，據此伏維爾發現早些時候，人們在宗教改革鼎盛時期的十七世紀，他們付錢給教會為他們做彌撒，或者把錢留給天主教會以救治痲瘋病人、救治其他病人，或是捐給孤兒院，然而在他所觀察的地區，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這麼做，他們開始把錢捐給一些世俗組織，或是留給其他人，像他們的叔叔或是孩子等等，在他們生日或記念日時不再會有一百五十人為其做彌撒，祈禱他們的靈魂得以安息。 接下來，可供研究的還有宗教職位，法國的某些地區一直存在著很多牧師，以布列塔尼大區的非尼斯泰爾省為例，你可以看出他在此發現的，即是他所觀察這一地區的神職人員的數量，無論男女均急速下降，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那些名字呢？這是另一個可供研究的對象，也是一項極為繁冗無趣的工作，但此人在里摩日堅持做了這件事，當人們為自己的孩子命名時，不再使用聖徒的名字，這很能說明問題。舉例來說，在利穆贊這裡有一段時間出現過聖人，其中之一就是里奧納德，即萊納德和馬西亞爾，就是馬修這個名字，然後這個人通過觀察發現，人們不再為其孩子取名為馬西亞爾或萊納德、里奧納德，而這也很能說明問題。一個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女人的名字。 你身邊不太可能有人叫做抹大拉的瑪利亞[《新約》中上帝追隨者]，而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很多人取古羅馬名字，開始取類似於格拉古這樣的名字，但你們肯定不認識誰叫格拉古，但這可以是另一個研究的對象。當然還有很多對象可以研究，還記得我說過的，你們在公開資源中能夠讀到這些主教的佈道辭，因為他們每年都會公開出版，而當這些主教們開始佈道時，我現在說的更多的是十九世紀，當他們開始談論十分機密的事情時，在出生率急轉直下的當時，何為機密呢？節育，就是節育，談及這些時也是要非常隱晦的。 那麼去做彌撒的人又是什麼情況呢？在天主教會中，彌撒日應為週日，而你在復活節之時理應參加做彌撒並懺悔，因此，這是牧師需清點人數的時機，他們會清點來教堂的人數，而結果再次表明來教堂的人數正以驚人的速度減少。說點題外話，我與一位社會學家共事，首先呢，我曾有一年沒工作，我從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後第一年，偉大的密西根隊，永遠的黃藍色，我在那裡教授過社會學，我曾經常清點一些事情，與一位名為查爾斯‧蒂利的社會學大師共事。 當時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我們村莊的書，有一天我和我十一歲的女兒在一起，忽然聽到了教堂的鐘響，那時我們每六週才會做一次彌撒，之後次數多了一些，然後我說，「不如我們去數數多少人會去教堂吧」。在出席的人中男女比例相差很大，無論在十九世紀還是現在都是如此，所以我們回到教堂開始清數到場人數，教堂裡一共有十八個人，而我十一歲的女兒突然說「連女人都是禿頭」之後，可想而知教堂裡的人全都轉頭看著站在最後的我們，她這樣是有些殘忍，但她並不是有意要如此殘忍的，但是大多數來教堂的人都是些非常年長的女士，即使到現在這個村莊仍然沒有固定的神父，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他們會清點在復活節時的到場人數，你會看到去教堂禮拜的人數在疾速下降。 這就是去基督教化。我再給你們舉個例子，一戰中的戰爭紀念碑，你們中的許多人曾經－你們中的一些人或許曾經聽過我的好友傑‧溫特斯的講座，他做了很多關於戰爭紀念碑的研究，如果你到法國去基督教化程度較高的地方，稍晚些時候，如果你去克勒澤或是到這裡的里葉弗，或阿利耶省，這些都是法國典型非常去基督教化的地區，即使戰爭紀念碑都選在宗教活動區建造，戰爭數量、緬懷死者的紀念碑都選在教堂附近建造。在某些地區，死者的紀念碑不僅建立在人跡罕至的教堂附近，還會有殘破的十字架，我們在這裡提出，伏爾泰曾對里斯本地震進行同樣的質問，「如果真有上帝，他或她怎麼能允許這一切的發生呢？」 由此看來，即使是紀念碑都得以成為教會影響力下降的標誌，同樣象徵著在舊時宗教掌控下的國家影響力的下降。現在的問題是，所有地方都是這樣嗎？不，不是所有地方，這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堅持要大家--如果你還沒有，請晚些時候去準備一本那種印有宗教區域和省份的袖珍地圖，因為其間存在著很大差異，而這些差異在十八世紀時便已經凸現出來。 法國大革命首先是一場宗教戰爭，如果你手持1789或1790年的地圖，那時牧師還必須向國家或大革命任一宣誓，或者拒絕向二者宣誓，你拿這張地圖和1849年五月選舉時的地圖放在一起，再拿這張地圖與1981年密特朗總統參選時的地圖放一起，它們基本上是一樣的，變化很小，而其中的一個預示是，說得我好像是社會學家，其實我不是--但其中的一個預示是去基督教化，因為保守黨所控地區均為舊時宗教區域，其去基督教化程度明顯低於其它地區。 這些去基督教化地區宗教活動依然十分活躍，只是湊熱鬧的嗎？奧弗涅，又回到奧弗涅，這是個你最起碼應該有所瞭解的地方，如果你熱愛美食，便會想到當地傳統菜美味的大蒜與馬鈴薯，或是肉餡卷心菜，你要去思考所有這些問題，但那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在奧弗涅仍然保持了強烈的宗教信仰，我有一個朋友他曾經在國家檔案館對面開了一家咖啡館，我在那裡消磨了許多時光，他們夫妻倆處於這樣一個狀態，妻子來自弗農，就在這兒，米約在這兒，丈夫來自康塔爾，在這兒，歐利亞克在這兒，他們有十三個兄弟和十二個姐妹，都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貧困時期陸續出生，這的確是很不幸的。顯然，一些孩子沒能活下來，但是孩子數量依然很多。 如果比較這個，我們不用說太遠的地方，你可以在這兒，就在阿讓附近，阿讓是法國的梅都，也是橄欖球首都之一，只是據說，我相信那是真的，我在上課的第一天就提到過，在一些村莊裡，如果一家有了第二個孩子就會收到一張慰問卡，不同地方的風俗相差真大，這些地方距離並不遠，洛特-加龍省，在這兒完全是去基督教化地區，而在奧弗涅，天主教宣稱，沒有不能見光的秘密，一個家庭會有許多孩子，會把較小的孩子送去做牧師、做修女或者尼姑之類的。 其他地方的宗教習俗也各不相同。在阿爾薩斯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猶太教徒都非常忠誠地貫徹他們的宗教習俗，在法國北部，尤其在北部的弗蘭德地區仍保留了舊時的宗教習俗，在諾曼地的大部份地區也是一樣，除了一些大城市，比如說魯昂和布列塔尼，其他地區都保留了一直以來的宗教習俗，也有許多人參加一種在布列塔尼他們稱之為寬恕的宗教儀式，這些宗教儀式上有很多歡慶活動。 哪些地區是最大的去基督教化地區呢？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布列塔尼和布雷斯特情況也是相同，因為那些地方有許多的水手，他們並不是布列塔尼本地人，盡管在布列塔尼當地也有很多水手，舉個例子，有很多布列塔尼人居住在勒阿弗爾，總之這使情況複雜化了，在大多數大城市，除了里昂，仍保留了天主教的習俗，但巴黎已經完全失去了宗教信仰，如果有一天你去到巴黎的郊區，甚至是在1860年併入較為靠近市中心的近郊區，你會看到許多相當樸素的，有些可以說是難看的教堂，它們建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那是為了贏取工人階層支持而建的。天主教信仰已失去了不少工人階層郊區的支持。 聖心大教堂，我已經公開批評過它的建築風格，它屹立於蒙馬特高地之上，在普法戰爭之後被視為懺悔與贖罪的象徵，除了少數幾個例外，大城市幾乎已經失去了天主教信仰，在一些大區中也是如此。在法蘭西島巴黎旁邊的這片區域，法蘭西島，就像它的名字，你可以假想它是一座島嶼，因為它周圍都是河流，它是一個徹底去基督教化地區。里摩日旁邊的利穆贊完全是去基督教化地區，在西南地區尤是如此，我之前忘了說，這裡，也就是盧爾德的伯納黛特見到聖母瑪利亞之處，庇里牛斯山部份地區至今仍是基督教地區，普羅旺斯的大部份地區屬於去基督教化區域，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波旁內地區，你不需要瞭解這些區域，只要知道大的幾個就行了。 所以地區間存在著很大的宗教差異，這就是1905年教會和國家分離的背景，你可以在索維溫的書中瞭解到兩部截然不同的法律，反教權法實行於1878和1879年間，它會導致一些宗教聖職的取消，並最終造成年教會和國家的分離。當然，教會對於這部律法會產生的後果所作的推測也未免太過悲觀，因為從最近的研究工作看來，它們描述了法國的方方面面，當然也有關於天主教德國的研究，研究表明，強烈宗教信仰的復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各種神蹟的發生。 在天主教教會中，在不景氣的情況下，神蹟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教會。在此之前的1856年盧爾德的伯納黛特的事例就是其中的典型。盧爾德緊隨巴黎之後成為法國最早的旅遊景點之一是因為年輕女孩，順便提一句，是年輕的女孩而不是男孩，總能看到聖母瑪利亞。這很有趣，在薩爾州的馬平恩就出現過在德國，1876年也出現過這種情況，那是天主教會的一段黃金年代，還有一次是1917年在葡萄牙的法蒂瑪。 總是年輕無知的女孩子會見到聖母瑪利亞，之後教會人士去會見這些女孩，帶著翻譯來走訪她們，像在伯納黛特，他們問，你看到了什麼？她們堅持自己的故事，主教當然會有一些懷疑，但他們抓住了這個時機，宣稱這是上帝在傳遞聖意，我們有罪，聖母瑪利亞在救贖我們。之後教會復甦了，1830年格勒諾布爾附近也發生過這樣的事，這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事情了，發生在一個叫做薩勒特的地方，這幾乎成為一種代表性事件。我在以前提到過，關於鐵路，第一條鐵路，對很多人來說也是他們唯一坐過的一條鐵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們並沒有很多錢，那麼他們是要去哪裡呢？去盧爾德，他們是為了治病或者是去買聖水才上路的。 我在不久前還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有人在機場起了嚴重衝突，起因是機場方面拒絕他們攜帶聖水上飛機，因為她們攜帶了超過了規定的水量，機場方面把它收繳了，我們通常只能帶一小瓶，即使是教皇的飛機上也是這樣。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很不同的世界了，不用再去擔心現在會和那個時代一樣發生神蹟，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從法國各個教區去盧爾德的朝聖者，這些地區的宗教信仰仍舊是非常虔誠的。 在1905年，教會和國家分離了，教權很大一部份收歸到國家手中，國家控制了宗教建築，對牧師和修女來說這很不幸，在談到宗教復甦時我必須要承認一點，這點要回到很早的，也許不算太早，不過至少要回到十六世紀，也許更早吧!是的，要更早，要回溯到中世紀去，羅馬天主教對於女性的態度導致女性在國家中同樣地位低下，幾乎一向如此。我曾經念過一所教會學校，那裡就像一個運動工廠一樣，就像我提過的，沒有女性，女性好像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我們不得不常常，你可以把我想像成教育失敗的教會學生，你現在看到的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們常常去女校幫助牧師處理一些雜事，只是為了去見見那些我們幾乎從沒看到過的女性。 在天主教會的早期曾經發生過，每次新的宗教忠誠和信仰爆發時期，修道院，女修道院裡的聖職是唯一一個，是僅存的一個，可以供聰明、進取的女性可以得到職位晉升和發揮她們才智和組織技能的地方。仔細想想吧!從我們這個年代看會認為這是易事，可能會小看她們，她們整日在山裡喃喃自語或是沉默寡言，所有的時間都在禱告。 但我們常常會忘記的是在那個年代，對那些只能撫養孩子而其他什麼也做不了的女性來說，社會結構並沒有給她們施展才能的機會，所以這些聖職在她們的生命中至關重要，然而這點很容易被人遺忘，就拿當女教師來說，即使當時大部份女性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在當時法國的許多地方都是如此，女教師的職位是極其重要的，她們有一種規則，她們沒有稱之為祖父規則，而是稱之為祖母規則，她們並不使用這個詞，它的意思是，這些女教師們，她們也是修女她們，被允許在公立學校教書直到去世，她們被賦予了這樣的尊嚴，能夠留在學校裡教書，她們的辛勤教學是受到尊重的。 所以我再次強調，每個想要嘗試的女性必須權衡所有方面的問題。舉例來說，我有一個女性朋友曾經寫了一本書，很久以前寫的，女權主義者對這本書很抓狂，她們無法忍受這樣一本書，但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她所研究的是法國北部上層階級的女性們，就像你將在《萌芽》中讀到的那些人一樣，這是一種很好的轉變，一種潛移默化的改變，他們由於強烈宗教狂熱的驅使而做成的一件事，就是他們以個人所希望的方式來組織自己的家庭，用耶穌受難像和聖母瑪利亞的雕像之類的東西，他們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圈子，他們還參與慈善活動。所以總體上，從天主教堂的角度或是虔誠性的角度來說，宗教活動、新的消息未必都是不好的，但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如此。 我之前說過這很簡單，如果我問你的話，你們很容易能說出哪些地方的人民最不能接受政教分離，以及1906年之後產生的所有後果，你們都已經知道答案。那後續情況又是什麼呢？他們派一些國家稽查員去到一些地方，他們會說，「我們要檢查這個教堂裡所有的畫作，然後給它們估價」而即使是再樸素的村莊也總會有些繪畫作品，雖然通常只是很糟糕的作品，但你永遠不知道，說不定你就會在比利時的弗蘭德斯的邊界上，與魯本斯那樣的藝術家所創的畫作不期而遇，你不會料想得到的，於是他們派了稽查員去，通常虔誠的信徒們會把自己鎖在教堂裡，設置各種障礙阻撓稽查員進入，所以當局只能派軍人前去，這就不太妙了。軍人們在教堂附近的田野裡扎營，然後他們從城裡招募鎖匠，強行把鎖打開，而大多情況下是打不開的，於是他們只能找人拿著大斧頭來劈開。 於是，從教堂的角度來說，這又成了聖塞巴斯蒂安式的殉道，這是一場在一個殘酷、世俗化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普通人的殉道，為了普通教徒的利益而進行的抗爭。當然天主教堂在1864年的教皇《錯謬要略》中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這份要略指責現代化自由主義、民主、工會活動這一切都是不好的，這種觀點讓教會看起來很荒謬，而且針對1871年的教皇宣言曾經有過激烈的辯論，宣言認為，教皇只要戴上那一頂帽子，所作所說便是絕對真理，我們現在不去關注這一點，現在沒人會關注這一點，我想我已經把它忘得一乾二凈了，但在當時只要教皇戴上帽子，然後說如果你把票投給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你將被革除教籍並且永世在地獄中受難，就是這樣，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說教會煽動群眾並沒有得到好處，但到了1905年和1906年間德雷福斯事件發生，其後就是天主教堂，我們下次找機會再細講這個事件。天主教堂緊隨其後，他有罪更好，即使他本來是無罪的，但他是個猶太人，那個時候的教會已經聯合起來成為共和國的一個機構，所以如果他們來到教堂禮貌地敲門進去的話，事情本來不應該搞成這樣的，但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人們才把自己關在教堂裡來抵抗當局，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比如，在我們那個村莊一件人人都要瞭解的事情，一代一代傳下來的事情，是軍隊曾經在新教堂後面的田野裡扎營，這大概是從1896年取代了舊的羅馬教堂開始的，它遭到叛離或者說心懷不滿，隨你怎麼叫它，總之是再也沒有實際效用了，就在我們所住的地方對面，真的，軍隊帶著斧子把教堂的門砸破，教會群眾們帶著門的碎片回家，就像拿著一塊釘過耶穌的真正十字架碎片那樣珍惜。 這個故事一代一代地傳下來，人們講述的時候就好像他們親歷了現場，即使是那些從來不去教堂的人也一樣，我對此感到好奇，因為我在寫一本關於這個地方的書，所以我去了所有的檔案室，當然，我還讀了所有報紙，基督教的報紙和反教權的社會主義報紙，我讀了所有關於在那幾個村子裡發生過的事件的描述，在法國的這些地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局勢非常緊張，這是因為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宗教戰爭的緣故，而我研究後發現，這些事從未發生過，從未發生過，沒有軍隊曾經在巴拉聚克村的教堂外面駐扎過，也從來沒有發生過諸如軍人們為了查看這個小破教堂牆上的畫作，而用斧頭打破門的事情，因為這裡的教區居民一無所有。 這事件從未發生，從未發生，儘管如此，在他們的想像中或者，他們的記憶結構中有一塊地方，是他們在保衛自己的教堂防止其遭受外界的武力衝擊，就像我們會保衛我們的學校一樣。但是他們控制不了，所以他們想像發生了這些事情，即使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它是有可能發生的，但它確實沒有發生。所以對這一切來說重要的是，政教分離對那些未基督教化的地區來說是極為痛苦的，盡管去基督教化的地區也有這樣的情況，人們只是勉強做他們能做的事，禮拜天在教堂裡不停地畫人物，在宗教假日裡就像我們村莊的情況一樣，我們村裡有個神父，他是最後一個神父，他的敵人誹謗他是一位紅髮女子情人，他在大約，我們是二十年前到那裡的，那麼他就是在我們去之前四年左右離開的。 我說過，學校課本上寫到的，某天開始天主教會成了一個自願組成的聯合會，在法國每一個地方都一樣，我們村子裡到那個教堂裡去的人，比到學校去玩賓果遊戲的人還少，少得多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但這不表示教堂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已經失去它的位置了，即使有一部份記憶是想像出來的。 那裡曾經有一場很大的風暴，那裡經常會有這樣的風暴，村子裡的河水--實際上那是十五年前的九月二十二號，河水突然暴漲，淹死了大約兩百人，那沒有發生在我們地區，也不是我們那裡的河流，但是隔著隆河對面的地區，一場很大的風暴降臨那尊聖母瑪利亞很醜的雕像，倒塌在地上摔地粉碎，在一家從不打烊的咖啡館裡擺了只碗，那些反教權主義的人們總是給碗裡扔錢，為了重建那尊雕像，因為人們希望這種自願聯合體能保留，而直到現在在天主教堂，那些開著汽車的現代教徒仍然前去受洗禮，為葬禮以及為結婚來到教堂，順序不對。 我和我的家人曾在受洗儀式和婚禮上幫過忙，有一些夫妻會在生下孩子之後很多年才結婚，在我們那裡這實際上是很常見的，在我的朋友中也很常見，還有很多情侶根本就不結婚，在法國十九世紀的巴黎，四分之一的情侶同居但不結婚，他們並不是在公然反抗宗教的規定，而是他們沒有錢舉辦婚禮。如果你讀過《小酒館》，當他們終於結婚了，《小酒館》是左拉的一部著名小說，他們來到羅浮宮的片段是法國文學中最精彩的場景之一，據我所知是這樣的。 但法國天主教堂的問題是，教堂裡再也沒有神父了，再也不會有了。我在里貝讀過，也許是在某份報紙上看到的，說如今法國一大半的神父，百分之六十五的神父都超過六十歲了，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已經七十多歲，現在即使是在信教的地方，也幾乎完全沒有宗教職業的說法了，而教會仍舊做慈善，照顧一些老年人的生活起居，教會現在可謂是晚景凄涼了。 就連伏爾泰他也曾經說，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他或她也應該被創造出來，這樣他就不會被他的妻子或裁縫背叛，即使是伏爾泰也會同意，法國的教堂仍舊是起實際作用的，不過這些地區性的差異對去基督教化過程仍是非常重要的，它們標注出了美麗法國的政治演變。 我再次抱歉這個教室亂七八糟的，我們會儘快處理好，大概要花個十分鐘時間，週末愉快，下回見。 2007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