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模式與秩序－馬奇亞維利的《君王論》1─12 章

第十講

本講以介紹馬奇亞維利的生平與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政治背景伊始，Smith 教授強調馬奇亞維利可以被認作是現代國家的發明人，他重新配置基督帝國與羅馬共和的原素，從而創造出一種屬於他特有風格的新型政治組織，馬奇亞維利的國家有種普世主義者的野心，就像他的前輩，但已從基督與美德的古典概念中解放出來，事務的管理落在王子的手中，一種新型的政治領袖，充滿了野心、愛護榮譽，甚至含有預言性權威的成分。

第十講：新模式與秩序－馬奇亞維利的《君王論》1─12 章

    Steven Smith教授：因為本堂是新增的課程，所以我們要稍微做些變化，我認為這支摘自一部電影的短片特別地切題，我們就來探討一下所為何來，這是一支約五分鐘的短片，摘自名為《黑獄亡魂》的電影，有同學看過嗎？Okay，比我預計的還多，看過的人再聽一遍情節解說，沒看過的人聽仔細，這是一部於 1948 出品的電影，名為《黑獄亡魂》，根據 Graham Greene 的短篇拍成，場景發生在後二戰時期的維也納，我們即將要看的是電影中最著名的部份，情節是關於兩位老朋友間的對話，其中由 Orson Welles 扮演的一位活躍於維也納的黑市勾當，生計主要是靠在黑市中從事非常卑鄙的交易，故事走向是他試圖說服一位老同學，由 Joseph Cotten 扮演，加入這起勾當，另外 Orson Welles 這個角色還裝死，只有其同謀知道他仍然活著，這麼說才對，他裝死，然後有一幕是他和老同學，由 Joseph Cotten 扮演，他試圖說服後者加入黑市交易，所以片名原文才取作「第三人」，好片一部，我覺它好是因為片中涵蓋一些馬奇亞維利思想的味道，即義大利在 Borgias 家族統治下的30 年，即馬奇亞維利的年代，衍生出了流血衝突、謀殺、達文西及文藝復興；瑞士享有了 500 年的和平與民主，產出了什麼？咕咕鐘，我馬上就會談到這部份。 但我要從馬奇亞維利是誰開場，我們要如何閱讀《君王論》？馬奇亞維利是佛羅倫斯人，瞭解這點也就等同完全瞭解他了，這是誇張的講法，但我這麼說有其用意，佛羅倫斯曾是一個共和國城邦，而馬奇亞維利的成年時光有一大部份花在這個共和國的公職上，住在佛羅倫斯文藝復興的核心，且是在文藝復興的鼎盛時期，馬奇亞維利想在政治上的達到像同輩，如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於藝術與雕刻方面的成就，換句話說，他希望多少復興遠古先賢的精神，但加入他個人的親身經歷，從而催生出他最嘔心瀝血的大作，他筆下的《君王論》「是一部對現代事物長久體驗與持續閱讀古籍的結晶」，因為馬奇亞維利，我們才有「現代」這個詞彙，因為它從此有了最初與最有力的表述，但馬奇亞維利並非一位典型的佛羅倫斯人，他生長在梅迪西統治的年代，也就是佛羅倫斯第一家庭，並在有生之年目睹他們被一位名為 Savonarola 的道明會修士所驅逐，Savonarola 試圖將神權加入佛羅倫斯的政體，當中，一種包含基督美德的共和，但佛羅倫斯人的自我意識很強，所以拒絕接受這種想法，當然，Savonarola 的統治也就相對短命，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共和的重新建立，其中，馬奇亞維利佔據國務院及副總理職，一種類似外交官的職位，他在職 14 年，從 1498 年到 1512 年，共和國垮台之後，梅迪西重新恢復君主政權，馬奇亞維利遭到城市放逐，範圍包括其政治權力和他在城郊所擁有的一小塊不動產，你們今日還能實地到訪，也就是從這兒，從這個他遭到政治放逐的地方，他寫下大作《君王論》、《論李維》和《戰爭的藝術》，也是從這兒，他發出無數的信件給朋友，尋求政治知識，馬奇亞維利曾經幾乎是政治弱能，關於發生於義大利的事務，當然還有其他地方，其中一封信是寫給他的一位知名友人，名為 Francesco Vettori，他形容自己如何寫就其最著名的大作，我想要讀該信中的一小段，也應可以說是因為這封信促使我總是要求課堂上的同學摘下鴨舌帽來聽課，至少在學習的殿堂裡。 這是馬奇亞維利學習的方式，他寫到：「當夜晚來臨，我回到家中並開始學習，「入門時，我脫下白天所穿的髒衣服，換上我莊嚴且儒雅的衣著，合宜更衣之後，我進入先賢的遠古殿堂，他們都熱情地接待我，我飽食專屬我個人的豐美知識，那也是我生來應做的事，在那兒，我不會羞於與他們對話及詢問關於他們行為的原因，而他們總是慈愛地回答我，每晚四小時的學習，我一點也不覺得無聊，傷痛拂去，無懼貧困且死亡也嚇不倒我，我將自己完全交給他們，且因為但丁說過沒有保留的瞭解並非知識，我已注意到從他們對話中所獲得的資本，並從而寫下一些關於君權的作品，我也進一步深究這個主題的影響，討論何為君權？種類有哪些？如何奪權？如何維續？又如何失權」？從這些觀點看來，馬奇亞維利傳達了他對學習科目的嚴謹態度以及他寫作的來由，我們還必需在一開始即認知到，《君王論》是一本詭詐的作品，也難怪，因為這位仁兄的名字已等同欺騙，這本大作，《君王論》就是每個人都早有聽聞，或許更已有先入之見，我昨天上網查了一下，發現一本談馬奇亞維利的新書，內容並無讓我感到太驚奇之處，這本書名為：《西裝：馬奇亞維利眼中的男性時尚》，各位可找來看看，天曉得它在談什麼？不過馬奇亞維利的名字著實已氾濫成災，運用層面無所不在，從企業主管到男性時尚，每個人都好像以為他們清楚他的作品在談啥，但馬奇亞維利的名字早已等同欺騙、背叛、狡猾和奸詐，只要端詳一下你書上的封面，看著他的臉，看著他的笑容，那根本就是在奸笑，他好像是在說：「我知道一些你們不知道的事」，今日，閱讀馬奇亞維利的困難點在於我們都認為我們早已知道他所知道的東西，但那並不正確，馬奇亞維利是位革命家，在他最大一部著作《論李維》的序言中，他將自己和哥倫布相比，因為他發現其所謂的「新模式與秩序」，馬奇亞維利聲稱，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就像他的「政治」大發現，也就是說發現了全新的大陸，全新的世界，屬於馬奇亞維利的全新世界，馬奇亞維利的全新世界，他所稱的新模式與秩序，將很明顯地會取代傳統與前朝的制約，當然，馬奇亞維利所寫的優勢政治組織模式是帝國，或更確切地說，是基督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是馬奇亞維利那年代的稱號，那是古羅馬國的繼承者，即較古老的羅馬帝國，這兩個帝國都渴望一種普遍性，而這種特性可追溯至但丁的著名論述《論王權》，探討君主政權，這設定了一種普遍基督國的模式，根據統一與獨一的人種，皆受基督王權的統治，馬奇亞維利拒絕這種帝國的想法並回到先前論點，相對地，他回提羅馬共和的模式，他的著作當中有許多回應，特別美德與公民地位的論點，那是屬於古代城邦共和所獨有，但各位也可讀到，當馬奇亞維利打破處於優勢之基督普遍主義模式的同時，他也拒絕了古代模式的小型自治共和國，這個論點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清楚提及，就在《君王論》第 15 章的開頭，我也要讀出這一段。 馬奇亞維利寫到：「我捨棄其他類型的秩序，我捨棄了其模式」，他說：「但因為我的目的是書寫一些對任何懂的人有用的東西，所以最合適的方式是直接書寫事情的有力事實，而非妄想，因為已有太多的夢想家」，其中一人即柏拉圖，但也可能是基督教，「已有太多對共和與君權的幻想，而那從來都未真實地存在」，因為那離人們要如何生活與應如何生活太遙遠，放棄已完成之應該完成事務的人體認到的是自我毀滅而非延續，也就是說，談話中不帶柏拉圖式的城邦論點，也沒有奧古斯丁式的神邦，他說，我們只看事務的有力事實面，事務的有力事實面，而非妄想或烏托邦，第 15 章開頭的這一段落常被解讀為馬奇亞維利與現實主義的精髓，一種現實政治，其實它就是，他將「應當」轉為「就是」的主張是基於人們從有力事實面出發的意向，從很多層面看來，這看似他講學的精義所在，事實上，馬奇亞維利所專注的政治現實觀點是其他思想家所常遺漏，像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謀殺、謀叛、政變，這些是前者感興趣的政治現象，他似乎對人類所做的壞事更感興趣，而非他們想要做的善事，也可說，馬奇亞維利自豪地展示了雖然令人大為懊喪地，但他展示了我們崇高意向與實際，所為之後果間的灰色地帶，雖然，在我看來馬奇亞維利遠高於「現實主義」這詞的意味，但那的確是個重要的層面，在這一段落裡，馬奇亞維利聲明自己的不同，他切斷了自己與所有先前模式間的關係，不留根蒂，他不但取代還重新配置，且是根據他自己的想法、原理，有別於基督帝國與羅馬共和，創造出一種新型的政治組織，獨樹一幟，我們在今日可稱之為現代國家，馬奇亞維利是創始人、發明人，他發明了現代國家，這種現代、世俗的主權國家經過淬鍊與發展，一直在馬奇亞維利死後的幾十年、幾世紀，都還出現在賀伯斯、洛克、盧梭的作品中，更別說當代二十世紀的左、右翼作家，包括 Marx Weber 和 Karl Schmidt，還有這位義大利哲學家─葛蘭西，有趣的是，他所寫的一本書題名為《現代君王論》，根據馬奇亞維利的論點完成，馬奇亞維利的國家本身也有普遍性的野心，從很多層面看來，很像其基督與羅馬帝國的前輩，但他相信，這個國家現在已從基督與古代美德概念中解放出來，政務管理移交那些他稱之為君王的人，這是馬奇亞維利式的用語，專指一種新型的政治創始人或領袖，其本身具有新型的野心、熱愛榮譽，還具有先知威信的特質，我們可以稱之為領袖魅力，但什麼樣的革命本質是我們這位創始人所思索？馬奇亞維利，這位現代政治科學的創始人，思考一下本書的題名與獻辭。 《君王論》表面上展現出是一本最拘於常規的書籍，它所呈現的是長久以來的傳統，即君王典型，這種書籍指引君主行為該做與不該做的事，乍聽下很有道理，因為其歷史悠久，且常規的表面有本書開頭前幾個字正面背書，就在他的獻辭中，他開頭的前幾個字或前幾行是，他說：「按慣例」，本書是針對他迎合羅倫佐‧梅迪西所寫，後者即是本著作所要致獻的人，一個按慣例策立的君王，一位傳統的君王，且才剛重獲權力，但再讀一遍，並考量前三章的結構，「所有國家，所有領地，只要是曾或正讓君權凌駕人民之上，要不是共和，就是君權」，他在第一章的開頭即如是說到，區別出兩種，且僅就兩種政體，共和與君權，僅這兩種值得提及，他繼續區分出兩種君權，第一種是世襲君權，像是由羅倫佐所掌管的候國，其威信的獲得來自傳統與世襲血源，然後，他提到新君王與新君權，馬奇亞維利隨後強調他的著作僅會處理君權，而不論及，如他所說，將共和的討論放到另一本書中，即他的《論李維》，此書已早先寫成，但馬奇亞維利馬上又告訴讀者，本書的唯一主角是新君王，換句話說，並非羅倫佐，而是那些已經或將會透過其欺詐手段獲得職權的君王，透過其武力或 Virtu 奪權的君王，這是馬奇亞維利著名的詞彙，我稍後會談到，換句話說，本書真正的受惠者必然是潛在的君王，也就是說，他或她必是一位具有足夠政治勇氣且能創造其自身威信的人，而非單純只是接受過去的遺產，更是創造其自身的威信，也還更能說，馬奇亞維利的君王是，從某一層面看來，第一位真正白手起家的君子，若果，這位新君王的特質為何？他又如何不同於較傳統模式的君權政治威信？ 在本書最著名的篇章之一，第 6 章，篇名為「關於新君權－培基於力與美」，又出現了這個字眼「Virtu」，奪權者的力與美，馬奇亞維利探討了現代君王、新君王的特質，他寫到：「一位審慎的君子應總是選擇由偉人所開創的道路，並模仿那些具有最優美德的人，如此一來，若其自身的美德不及先人，至少仍能保有其風」，我們至少還在能嗅到其崇偉的範圍內，他說：「一個人應該做的是模仿偉人所為，當試圖達致遙不可及的目標時，意即將目標設高，明瞭重力會將射出的箭吸回地面」，換句話說，將目光放遠，瞭解到你可能將會失敗，他說：「那誰是偉大的模範，其君權管轄可作為『審慎君子』」，有趣的選字，「審慎君子應加以倣效」，在此，馬奇亞維利給出那些英勇建國或曾領導人民的名單，包括摩西、居魯士、羅慕洛斯和提修斯等人，他寫到：「當一個人在檢視其行為與生命時，他們所見的時運不外乎提供他們物質的機會，讓他們能推行任何他們喜歡的形式」，注意看這個句子，他使用那些亞里斯多德式的詞彙，「形式」和「物質」，那是我們在談有關亞里斯多德式政體時所見的詞彙，他說：「他們的時運不外乎機會」，機遇，那「提供他們物質，讓他們能推行任何他們喜歡的形式」，簡而言之，馬奇亞維利主張這些人是創造者，換句話說，即從無到有，他們僅有的是在一種無形物質中的機遇，在其中，他們能採納並強加任何他們喜歡的形式，當然，他們擁有強壯的心智，大敢且奸詐，並能依勢獲益，他寫到，這類的機會、機遇讓這些人成功站上舞台，而其絕佳的美德讓該機會得到認可，他們的祖國因而與有榮焉，他們並因此而昌盛，他們抓住機會，緊握他們的機會並強加入他們自己的形式，也就在這個論點上，馬奇亞維利推出他的著名區別定義，介於武裝與非武先知之間，他說：「所有的武裝先知都會戰勝，而非武者終將被消滅」，這看似，且就是，清楚地表述了十足馬奇亞維利式的權力政治，「所有的政治都是活在槍桿子下」，這是二十世紀一位著名馬奇亞維利派學者的解譯，武裝先知都會戰勝，而非武者終將滅絕。 但事情似乎不是這麼簡單，馬奇亞維利將君王比作先知，他為何使用這樣的文字？先知為何？最明顯的答案是一位和上帝聊天的凡人，馬奇亞維利的武裝先知可能不具宗教色彩，也不見得有接收到神知，但他們在他看來，似乎是具有卓越人格的人，致使他們可以立法，成為法律提供者、立法者，形塑機制的人，同時也是改革、管治我們生活意見的人，馬奇亞維利的武裝先知不只是一位歹徒，一如 Orson Welles 之屬，他是一位老師，也像是一位教育者，你們在稍後的討論時間中可以探討馬奇亞維利的武裝先知，如何且以何種方式明顯不同於柏拉圖的哲學家國王，還有亞里斯多德定義的 Megalopsychos，類似具有高尚品德的政治家，雖然這種關於「武裝先知總是贏」的言論是馬奇亞維利的特色，但他真的喜歡這種頑固的論調，他清楚地體認到，關於其武裝先知標準的例外情事，誰是最鮮明的例外？換句話說，誰未名列馬奇亞維利的偉大先知名單？即那些該被仿效的偉人。 學生：耶穌 Steven Smith 教授：Yes 最明顯的例外，也許，尤其是對比於他的同期人物，耶穌的話語傲視群倫，就他一人說話，沒有隨扈，不用武器，他建立了一個宗教，一開始是個宗派，然後是宗教，最後成為一個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即是按著他教誨的名義而建立，文字可以是強大的武器，和槍桿子一樣硬，你們可能還會說：「馬奇亞維利自身又如何」？誰是馬奇亞維利？除了是一名原型非武的先知之外，他也沒隨扈，沒領地，沒有不動產，已被流放,，但他明顯地試圖克服，並將自己和哥倫布相比，他想要克服大部份的人，透過轉變我們對善惡、美德與邪惡的瞭解，換句話說，要讓人們服從你，必需要先讓他們相信你，馬奇亞維利的先知型君王，換句話說，必需多少擁有哲學家與宗教改革者的特質，想嘗試改造及重塑人們的看法，特別是對善惡、正義與不公的看法，這種改革，或說改造的構成原素為何？我們甚至能稱此為馬奇亞維利走進善惡花園，午夜的善惡花園有著馬奇亞維利的蹤跡，有一論點常和馬奇亞維利連結在一起，即他為政治引進一種新型的不道德主義，在那著名的篇章，第 15 章，他說他著手教導君王如何不為善，這是惹人注目的構想，他要教導君王如何不為善，而在一本可能是有史以來探討馬奇亞維利最重要的大作中，該書作者宣稱馬奇亞維利是邪惡教師，各位可能要想一下這個論點，一位邪惡教師，那真的是馬奇亞維利嗎？善惡、美德與邪惡的問題幾乎出現在《君王論》的每一頁的篇幅中，他不只是一位政治實用主義教師，僅懂得如何調整方式來獲致結果，他似乎還在提供一種全盤的革命、轉變，如果你想套用尼采的話，「重新評估」我們關於善惡最基本的字彙，馬奇亞維利並不反對善的概念，相對地，他重新加以定義，他不斷講到，事實上我會說，他幾乎在本書的每一頁都不斷地講述美德，他用「virtu」這個義大利字，它保留了拉丁文「人」的字根 vir 或 wir，人的意思，virtu 轉譯成英文的最加替代字可能是「男子氣概」，區別出馬奇亞維利使用 virtu 這個字，即男子氣概的特別之處，是他尋求將本字套用在特定極端的情況下，例如：政治創基、政體改變、戰爭，無論是國內或國外戰事，馬奇亞維利與其前輩的不同之處，從很多層面看來，是他試圖將理論套用到破例、極端的情勢下，極端諸如政治創基、謀叛、戰爭、政變，當然也包括正常的情勢，然後再讓道德配合那種極端的情勢，他的範例是典型地取材自人類或政體在極端下的處境，即當存活或一個社會的獨立已面臨考驗，在那些情勢下，也可以說僅在那些情勢下，才能允許違背尋常道德的戒律，在那些情勢下，人們必需學習，如他所道，如何不為善，並違背尋常道德的常規與準則，馬奇亞維利從這些極端的緊急狀態下取材，以他自己的方式尋求將其正常化，並將其以正常政治狀態的方式呈現出來，馬奇亞維利偏好這類極端的情勢，表述出他相信僅在重大危機的當頭，當一國的存亡面臨考驗之時，人類的本性才會真正顯現出來，我們終會或完全瞭解人性的時刻，僅有在最極端的情勢下，弔譎的是，綜看馬奇亞維利的道德，能看到美德可能萌芽，事實上，甚至是相關連的地方卻是在混亂、暴力與失序的脈絡當中，而這些總是威脅著政治世界。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我們諸多偉大的政治模範與英雄，馬博羅公爵若少了法王路易 XIV 世會是什麼光景？華盛頓若少了英皇 III 世又會是如何？林肯若非奴隸利益又怎會顯得突出？邱吉爾若沒有希特勒的對比又將如何？換句話說，他的論點是善存在的可能僅在惡的事先存在，善是立基於惡之上，就算是最大的善事，像是創建與保守城市，也通常是透過謀殺的手段，羅慕洛斯謀殺雙胞胎兄弟雷摩斯，或人類第一宗謀殺案，該隱弒殺親弟亞伯，不都是為了創建而為的謀殺嗎？為了創建城市及人類文明，從某一層面看來，可以假想 Welles 在《黑獄亡魂》中的台詞，當他從高處往下看並說：「如果你幹掉一個在下面走動的人，我就給你 20,000 英鎊，你拒絕得了嗎」？對馬奇亞維利而言，那需要政體的創建需要那種冷酷與殘忍的算計，當然那僅是用在電影中，以支撐一樁犯罪活動，而非指創建一座城，但我們還是可加以探討，但馬奇亞維利並未否認太平時期，在我們會稱之為常態政治的時期，尋常的正義規範才是準則，然而，他也同時瞭解到常態政治，本身有賴於破例政治，諸如危機、失序、不穩定、革命等時期，當遊戲的常態規範遭擱置，也就是在這些時期，當具有非凡美德與能力的個體或說先知特質，如他在第 6 章所稱，最有可能現身，相較之下，當亞里斯多德派的政治家，最有可能推崇穩定與達到穩定的手段時，馬奇亞維利式的君王尋求戰爭，因為只有在最極端的情勢下，能者才可成功並進而昌盛，再想一下電影中的台詞，「在 Borgias 家族統治下的 30 年，暴力、謀殺、恐懼、流血衝突，但同時遺留了什麼給後代？前所未有的宏偉流派；穩定、民主、友愛、和平，又催生了什麼？中庸和咕咕鐘」，這之中也許有更多尼采的成份，而非馬奇亞維利，但我認為馬奇亞維利式的言外之意是非常明顯的，思考一下以下這段便可得知，每一個小孩，各位，我們每一個人都從小被教育不要做壞事，就算結果是善也不行，給別人示範壞榜樣絕對不行，就算期待結果會是良善也不行，但馬奇亞維利打破這些關於不給壞榜樣的規則，美德與古早的節制、正義概念不相關，也與基督信仰美德的自制無關，更別提希望與博愛，美德對他而言是一種具男子氣概的自作主張，膽大、冷酷、自助，且還會算計使用殘忍手段來達致目標，馬奇亞維利式的美德模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家，總的來說，即 Cesare Borgia，看 Orson Welles 拍攝關於 Cesare Borgia 的電影很有趣，因為今日很少見。 今天結束前，我想要讀一段節錄自《君王論》第 7 章的內容，之中馬奇亞維利描繪出 Cesare 所代表的 Virtu，他也想將此推薦給他的跟隨者，「君主曾經」，此謂 Cesare 本人，「君主曾經拿下羅馬尼亞」，一處位於佛羅倫斯以外的區域，「他發現該處是由無能的貴族所控制，這些貴族都在剝削其國民而非指正，並製造出使國民不團結的事件，讓國民不團結，所以 Cesare 將 Messer Ramiro d'Orco 派到那邊，後者是一名殘忍且機靈的人，Cesare 賦予他全部的權力」，Cesare 設立這一代理官員的職位在當地強制執行法令，他也將所有的職責委任給這個官員，他續說：「短期間，Ramiro 創造了和平與統一的局面，且為他自己累積了很高的聲望，然後君王判斷這樣過度的威信是不需要的，因為他害怕那可能會變成仇恨，他在該省區中心設立了一個類民事法庭，並派出最優秀的大臣，讓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律師，因為他清楚過去的嚴苛行為已為 Ramiro 招來一些怨懟，因為他想要肅清那些人的意志，以期完全掌控他們，他希望有任何的殘忍的行為，那也不是他的主意，不是 Cesare，而是來自其官員的殘暴本性，而抓住這個機會」，這樣的文字，抓住這個機遇，抓住這個機會，「一個早晨在廣場上，他將兩樣東西安放在官員的旁邊，一塊木頭和一把沾血的刀子，後者已被切成兩半，沾血的刀子和一塊木頭放在他的屍體旁」，馬奇亞維利總結：「這個殘暴場面讓人們立即感到滿足與失覺」，那當然是就馬奇亞維利的 Virtu，君權美德，讓人們感到滿足與失覺的作為，幾乎等同我們今日所稱的驚訝與敬畏，Okay，下週我們再繼續講述這位有學問的巨人。 2006年10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