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 Milgram 談為何智慧型統計是打擊犯罪的關鍵

Anne Milgram: Why smart statistics are the key to fighting crime

Anne Milgram於2007年成為紐澤西州檢察總長時,隨即發現一些驚人的事實:她的團隊不僅不清楚自己將什麼樣的人關進監獄,也無法瞭解所做的決定是否確實能增進公共安全。因此她開始進行一連串激勵人心的探索行動,將數據分析及統計分析運用在美國刑事司法體系中。

講者介紹

Anne Milgram

Anne Milgram致力於使用數據及分析來打擊犯罪。

Anne Milgram在司法體系步步高升,曾擔任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刑事檢察官及任職於美國司法部。2007年,她被任命為紐澤西州檢察總長,當時她發現自己掌管21位檢察官及約30,000名執法人員。在那裡,她意識到刑事司法體系的崩壞,太過仰賴個人直覺及洞察力,並未善用日新月異的龐大數據資料。從那時起,Milgram致力於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無論在紐澤西州,或目前任職的阿諾德基金會,她是基金會的刑事司法副總裁。

譯者介紹

翻譯人員洪曉慧

繁體編輯朱學恒、洪曉慧

簡體編輯朱學恒、洪曉慧

檔案後製處理洪曉慧、謝旻均


Anne Milgram 談為何智慧型統計是打擊犯罪的關鍵

  • 2007年,我成為紐澤西州的檢察總長。之前,我曾擔任刑事檢察官,最初任職於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後來任職於美國司法部。

    但當我成為檢察總長後,兩件事改變了我對刑事司法的看法。第一是:我提出我認為相當基本的問題:我想瞭解我們逮捕、控告和關進監獄及拘留所的是哪些人;我也想瞭解我們做決定的方式是否能讓我們更安全。我無法獲得相關資訊。事實上,多數大型刑事司法機關,如我任職的機構,並未追蹤重要的事項。因此歷經約一個月的強烈挫折感後,我走進一間會議室,裡面滿是警探和堆積如山的案件卷宗。警探們坐在那裡,用黃色筆記本做筆記。他們試著尋找我想獲得的資訊,藉由逐一檢視過去五年的案件。你可以想像,最後獲得的成果差強人意。結論是,我們辦了許多低階街頭毒品案件,就在我們位於翠登的辦公室附近。

    第二件是,我在紐澤西肯頓警局待了一天。當時紐澤西肯頓是美國最危險的城市,這正是我前往肯頓警局的原因。我在警局待了一天,我被帶進一間滿是資深警員的房裡,他們都卯盡全力、試著降低肯頓的犯罪率。當我們討論如何降低犯罪率時,我在房裡看見一堆警員拿著許多小型黃色便利貼。他們撕下一張黃色便利貼,在上面寫點東西,然後貼在佈告欄上。有的寫著:「兩星期前發生搶案,沒有嫌犯。」有的寫著:「上星期附近發生槍擊案,沒有嫌犯。」我們並未藉由資訊處理治安,基本上我們試著用黃色便利貼打擊犯罪。

    好,這兩件事讓我意識到,從根本來說,我們失敗了。我們甚至對刑事司法體系涉及的對象一無所知。我們沒有任何關於重要事項的資訊。我們並未共用資訊,運用分析或工具幫助我們做更好的決定,以減少犯罪。第一次地,我開始思考我們做決定的方式。當我擔任地方助理檢察官及聯邦檢察官時,我審視眼前的案件,通常基於直覺和經驗做決定。當我成為檢察總長時,我能全面檢視這個體系。令人驚訝的是,我發現這正是整個體系的做法-在警局、檢察署、法院和監獄。我隨即瞭解這並非適當做法,因此我想採用不同方式。我希望將數據、分析學和精密統計分析運用在工作上。簡言之,我希望將「魔球策略」運用在刑事司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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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魔球,如在座許多人所知,是奧克蘭運動家隊的策略。他們藉由智慧型數據和統計,瞭解如何選擇能幫球隊贏球的球員。過去的體系基於球探的判斷,他們通常親自觀察球員,藉由直覺和經驗-藉由球探的直覺和經驗選擇球員。現在轉變成使用智慧型數據及精密統計分析,瞭解如何選擇能幫他們贏球的球員。

    這適用於奧克蘭運動家隊,也適用於紐澤西州。我們使肯頓不再名列美國最危險城市名單之首;我們使謀殺案減少了41%,這意味著拯救了37條人命。我們使本市所有犯罪行為減少26%,我們也改變了刑事起訴方式。因此我們從處理發生在辦公大樓外的低階毒品犯罪,轉為處理全州範圍內的重要案件。例如減少高危險暴力罪犯的暴力犯罪,起訴街頭幫派、槍枝、毒品交易及政治貪污。

    這一切都十分重要。因為在我看來,公共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無法享有安全,就無法接受教育、擁有健康,無法從事任何想做的事。目前我們居住的國家正面臨嚴重的刑事司法問題。我們每年有1200萬件拘捕行動,絕大多數拘捕行動是針對低階犯罪,例如輕罪,佔70%到80%,不到5%的拘捕行動是針對暴力犯罪。但我們每年花費75 b(750億美元)-b代表十億-用於州及地方的矯正支出。目前有230萬人身處監獄和拘留所,我們面臨難以想像的公共安全挑戰。因為我們面臨的處境是,監獄中有2/3的人正等待審判。他們尚未被定罪,他們只是等待開庭的日子。67%的人會重返監獄,我們是全球再犯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出監者幾乎10個有7個會再次被逮捕,形成犯罪與監禁的常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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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當我開始任職於阿諾德基金會時,我回顧許多相關問題;我開始回顧我們如何藉由數據及分析改變紐澤西的刑事司法體系。當我審視現今美國刑事司法體系時,我發現最初在紐澤西時所遭遇的相同情況。我們當然必須做得更好,我知道我們能做得更好。

    因此我決定著眼於藉由數據和分析,協助進行公共安全方面最關鍵的決定。這個決定在於,當某人被逮捕時,決定他們是否可能對公共安全造成風險,應被拘留;或他們是否不至於對公共安全造成風險,應被釋放。刑事案件中發生的一切都來自這個決定,這影響了一切。影響了判決、影響了某人是否需接受藥物治療、影響了犯罪和暴力。當我和全美法官談話時-現在我經常這麼做-他們都提出相同說法:我們把危險份子關進牢裡,釋放不具危險性、非暴力的人。他們確實這麼認為,且深信不疑。但當你開始檢視數據-順帶一提,法官並未這麼做-當我們開始檢視數據,我們一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發現低風險罪犯佔刑事司法總人數50%,我們發現他們在監獄裡。以Leslie Chew為例,他是德州人,在寒冷的冬夜裡偷了四條毛毯。他被逮捕,關進監獄,需繳交3,500美元保釋金。這是一筆他付不起的金額,因此他在牢裡待了八個月,直到他的案子進入審判,這花費納稅人超過9,000美元。另一方面,我們做得同樣糟。我們發現高風險罪犯-這是我們認為若被釋放最可能再次犯罪的人-我們發現全國有50%這樣的人被釋放了,原因在於我們做決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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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法官做出這些關乎風險的決定時,意圖是良善的;但他們以主觀進行判斷。他們就像20年前的棒球球探,藉由直覺和經驗,試圖判斷某人是否會造成風險。他們以主觀判斷;我們知道主觀的決定會帶來什麼後果,那就是經常導致錯誤。我們在這方面需要的是有力的數據和分析。

    我決定尋找有力的數據和分析性風險評估工具,藉由科學及客觀方式,使法官確實瞭解他們面前的人可能造成什麼風險。我檢視整個國家,發現全美轄區有5%到10%確實使用某種型式的風險評估工具。當我檢視這些工具,隨即明白其中原因。這些工具應用起來十分昂貴、相當耗時、僅適用於當地轄區,因此基本上無法擴大規模或轉移到其它地方。

    因此我打造了一個出色的團隊,由數據科學家、研究人員及統計學家組成,建立全面性風險評估工具。如此一來,美國所有法官都可進行客觀、科學性的風險評估。在我們建立的工具中,我們收集了150萬個案件,來自全美各地,來自各縣市、全國各州及聯邦特區。藉由這150萬個案件-這是目前美國最大的審判前資料庫-基本上我們能找到多個可觀察的風險因子,試著判斷何者最重要。我們發現有九項資訊對全國來說都很重要,最擅於預測風險。因此我們建立了全面性風險評估工具,看起來像這樣。如你所見,我們放入一些資訊,但多半是相當簡單的資訊,操作簡單,著眼於-例如被告的前科。他們是否曾被判刑入監、他們是否曾涉入暴力事件、他們是否甚至並未出庭。藉由這項工具,我們可預測三件事。第一,如果某人被釋放,是否可能再次犯罪。第二,有史以來第一次-我認為這相當重要-我們可預測,如果某人被釋放,是否可能從事暴力犯罪;這是我和法官談話時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事。第三,我們可預測某人是否會出庭。美國每位法官都能使用,因為它以全面性資料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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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操作這個風險評估工具,法官看到的是這個介面。在頂端,你看見新犯罪活動評分;六分當然是最高分。在中間,你看見「暴力風險增長度」,意味著這個人的暴力風險增長機率,法官應多加考量。接著,在下方,你看見未出庭指數,意味著某人出庭的可能性。

    現在我想說明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我並非認為應將法官的直覺和經驗排除於這個過程外;我不這麼認為。我確實相信我們看見的問題,及體制中不可思議的錯誤-我們監禁低階、非暴力罪犯,卻釋放高風險的危險份子,原因在於我們並未客觀評估風險。但我認為我們應將這項基於數據的風險評估,結合法官的直覺和經驗,使我們做出更好的決定。這項工具於7月1日在肯塔基州全面施行,我們即將推廣到全美許多轄區。我們的目標十分簡單,就是讓美國每一位法官,在未來五年內全面使用這套基於數據的風險評估工具。我們現在正致力於設計適用於檢察官及警員的風險評估工具,試著使這套系統如50年前的方式運作於現今的美國。基於直覺和經驗,使它轉變成運用數據及分析的系統。

    好,最棒的是,我們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仍有許多文化待改善。但最棒的是,我們知道這是有效的。這正是Google之所以為Google的原因;正是所有運用魔球策略的棒球隊贏球的原因。對我們來說,另一項好消息是,我們可藉此改變美國刑事司法體系,我們可藉此使街道更安全,我們可藉此減少監獄支出,我們可使體制更公平、公正。有些人稱它為數據科學,我稱它為刑事司法魔球策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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