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rin Neshat 談流亡中的藝術生涯

Shirin Neshat: Art in exile

伊朗出生的藝術家Shirin Neshat探討了身為一名流亡藝術家的矛盾:擔任自己同胞的發聲者,卻無法歸鄉。在她的作品中,藉由婦女強而有力的形象,探索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前後的政治和社會變遷軌跡。

講者介紹

Shirin Neshat

Shirin Neshat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家鄉伊朗之外。她拍攝的照片和影片,讓大眾一窺形塑全世界穆斯林婦女形象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真實面。

Shirin Neshat是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波斯藝術家。她自我放逐離開家鄉伊朗,成年生涯大部份時間都在美國度過。這個被夾在兩種文化間的經歷主宰了Neshat的創作:她每件作品都讓大眾一窺形塑她及全世界穆斯林婦女形象的複雜社會、宗教、政治真實面。 Shirin Neshat的煽動性照片、影片和多媒體裝置,獲得許多重大國際藝術展覽策展人的共鳴,包括為她贏得1999年國際一等獎的四十八屆威尼斯雙年展。她的第一部故事片《沒有男人,女人更美》,講述了四個德黑蘭女人努力擺脫壓迫的故事。這為她贏得了2010年威

譯者介紹

翻譯人員洪曉慧

繁體編輯朱學恒、洪曉慧

簡體編輯朱學恒、洪曉慧

檔案後製處理洪曉慧、謝旻均


Shirin Neshat 談流亡中的藝術生涯

  • 我今天想與大家分享的這個故事,是我身為伊朗藝術家,身為一名伊朗女藝術家,身為一名過著流亡生活的伊朗女藝術家所面臨的挑戰。好的,這有它的好處和壞處,壞的一面,政治似乎不會放過像我這樣的人,每位伊朗藝術家或多或少都帶有政治色彩,政治已經定義了我們的生活。如果你生活在伊朗,你會面對審查、騷擾、逮捕、酷刑,有時候,是處決。如果你像我一樣在國外生活,就得面對流亡的人生,面對渴望的痛苦,及與所愛之人和家人分離的痛苦。因此,我們找不到道德、情感、心理和政治空間,來將我們自己與社會責任的現實面分離。

    奇怪的是,像我這樣的藝術家,發現自己也處於發聲的位置,成為我同胞的代言人。就算我是,事實上這聲音也進不了我的祖國。然而,像我這樣的人,我們正打著兩個不同方面的戰爭。我們被西方批評,西方對於我們身份的觀點,對於建立在我們身上的形象,對於我們的女性、政治、宗教觀點,我們引以為傲並堅持尊重的一切之批評;同時,我們正在打著另一場戰爭,就是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府,我們殘暴的政府,為了繼續執政所做的每項罪行。我們藝術家的處境都岌岌可危,我們正處於一個危險的位置,我們對政府的秩序構成威脅。

    但諷刺的是,這個處境賦予所有藝術家力量,因為我們認為,身為藝術家,對伊朗的文化、政治和社會論述極為重要,我們可以鼓勵、煽動、動員,為我們的人民帶來希望,我們是我們人民的記者,是對外面世界的傳聲者,藝術是我們的武器,文化是一種抵抗形式。有時我會羨慕西方藝術家的表達自由,羨慕他們可以將自己跟政治問題分開這個事實,因為事實上他們只需服務一個觀眾,主要是西方文化。但我也為西方擔憂,因為通常在這個國家,在這個我們擁有的西方世界,文化有成為一種娛樂形式的風險。我們的人民仰賴我們藝術家,文化是超越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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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成為一位藝術家的過程,是從一個非常非常私人的領域開始,我不是以對我的國家進行社會評論開始,你們眼前看到的第一張圖片,事實上是我離開伊朗12年後第一次返國後的作品,這是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我當時不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已在伊朗興起,且已完全將這個國家從波斯文化轉變成伊斯蘭文化,我回國主要是為了與家人團聚,並將我在這個社會上的位置重新做個連結,但我卻發現一個完全意識型態的國家,我再也不認識它了。但越是這樣,我變得越感興趣。當我正面臨個人困境和疑惑時,我開始沉浸於研究伊斯蘭革命,它事實上是如何不可思議地轉變了伊朗女性的生命。我發現伊朗女性這個主題非常有趣,從歷史上看,伊朗女性似乎體現了政治變革。因此,某種程度,藉由研究一位女性,你可以得知這國家的結構和意識形態。

    所以我做了一組作品,同時面對自己個人生命中的問題。然而它將我的作品帶進了一個更大的論述,就是殉教的主題,針對那些自願站在對神的愛、信念與暴力、犯罪、殘酷交界處的人的疑問。對我來說,這變得相當重要。然而,我是在一個不尋常的位置朝這個前進。我是個局外人,回到伊朗來尋找我的定位,但我不是處於一個批評政府或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的立場。我逐漸發現自己批評的聲音,這個改變過程進行的很緩慢,我發現了我不知道自己會發現的東西。所以,我的藝術變得稍具批判性,我的刀變得有點尖銳,於是我陷入了流亡生活,我成了一個流浪藝術家,我在摩洛哥、土耳其、墨西哥工作,我到世界各地讓大家真正認識伊朗。

    現在我正在拍電影,去年我完成了一部電影,片名為《沒有男人,女人更美》。《沒有男人,女人更美》回顧了歷史,但是我們伊朗另一部份的歷史,影片回顧了1953年,當時美國中情局發動一場政變,推翻了一位民選領導人Mossadegh博士,這本書是由一位伊朗女性Shahrnush Parsipur所寫,這是一本很棒的魔幻寫實主義小說,這本書被禁了,她在獄中關了五年,我很迷這本書,我之所以將它拍成影片,是因為它同時闡述了伊朗傳統的、歷史上的女性問題,這是四名女性的問題,她們全都在尋找一個改變、自由和民主的理想,而伊朗這個國家,同樣的,彷彿是另外一個角色,也努力尋求著一個自由和民主,並獨立於外國干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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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製作這部電影,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它向西方人述說關於我們這個國家的歷史。大家似乎都記得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伊朗曾是一個世俗社會,我們擁有民主,這個民主被美國政府、英國政府從我們手中偷走。這部影片也是對伊朗人民述說,要求他們回顧自己的歷史,並看看他們在如此伊斯蘭化之前的自己,以我們看世事的方式,以我們演奏音樂的方式,以我們擁有知性生活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以我們爭取民主的方式。這事實上是一些從我電影中截取的場景,這是一些政變的場景,我們在Casablanca拍這部電影,重現所有的場景。

    這部影片試圖在政治故事和女性故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身為一個視覺藝術家,事實上我最重要的興趣是創作藝術,讓藝術超越政治、宗教、女權主義問題,並成為一個重要的、永恆的、普及的藝術作品。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如何以一個寓言故事講述政治故事,如何感動你,但也能讓你深思。這些是影片中的一些場景和人物。接著發生了綠色運動,在2009年夏天,我電影上映的時候,示威抗議從德黑蘭街頭開始。

    相當諷刺的是,這個我們試圖在電影裡描繪的時期,以及對民主和社會正義的呼籲,現在再次在德黑蘭重演。綠色運動顯然鼓舞了這個世界,它為所有主張基本人權,及為民主奮鬥的伊朗人帶來了很多注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女性再次的出現,她們對我來說絕對是鼓舞人心的。如果在伊斯蘭革命中,對這些女性形象的描繪是順從,沒有一點聲音,現在我們在德黑蘭街頭,看到了一個新的女權主義思維。那些女性受過教育、具前瞻思維、非傳統、性開放、無所畏懼,是認真的女權主義者。這些女性和那些年輕男性,團結的伊朗人遍及世界各地,由國內到國外。

    然後我發現,為什麼我從伊朗女性身上擷取這麼多靈感,那是因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她們已超越限制,她們在所有方面面對權威,打破所有規則。再一次的,她們證明了自己。我在這裡要說的是,伊朗女性已找到了新的聲音,她們的聲音讓我擁有了自己的聲音。身為一位伊朗女性和伊朗藝術家是莫大的榮幸,即使我目前只能在西方扮演這個角色。

    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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