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曼莎.鮑爾為2015年賓州大學畢業生演講

Samantha Power Gives the 2015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Penn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薩曼莎.鮑爾在演講中引用葉慈、莎士比亞和班傑明.富蘭克林的話,承認她「尚在受訓還沒獲得官僚的黑帶」,並表示有四種方法能增加你改變世界的可能性:「假裝能做到、對情況有所瞭解、說服他人共襄盛舉、人性化你的目標。」

講者介紹

薩曼莎.鮑爾

薩曼莎.鮑爾(生於1970年9月21日)為愛爾蘭出生的美國學者、作家及外交官,目前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

譯者介紹

翻譯人員洪曉慧

繁體編輯朱學恒

簡體編輯洪曉慧

檔案後製處理洪曉慧


薩曼莎.鮑爾為2015年賓州大學畢業生演講

  • 謝謝Price教務長、Gutmann校長、校董會委員、全體教職員、各位校友、嘉賓和家屬,以及2015年畢業生。聽起來很棒,不是嗎?很榮幸與大家共度這個美好的日子。畢業生,你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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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家人和親屬,那些從你出生就支持你的人在這裡為你歡呼,有些人甚至在樓上的非貴賓席。你被此生最好的朋友包圍,他們將在往後數十年默默支持你。我想起威廉.巴特勒.葉慈的詩,結尾相當優美:「想想人的榮耀多半始於何處、終於何處,我的榮耀就是擁有這樣的朋友。」以許多方面來說,這些羈絆是一項成就,如同你們將裱框的文憑一樣偉大。我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今天跟我一起站在台上,我嫁給你們法學院的畢業演講嘉賓Cass Sunstein教授,我最好的朋友。(掌聲)Cass昨天的畢業演講是關於《星際大戰》和法律,我們6歲的-後面某位絕地武士-我們6歲的Declan堅稱他父親的演講比我的演講好多了,但我希望得到6歲以上聽眾的支持。Cass或許是世上著作被引用最多的法學教授,以及「推力」理論共同發明者,但在家裡他是二話不說爬上屋頂或跳進池塘的人-無論姿勢多麼笨拙-撿回我們對大聯盟充滿興趣的兒子Declan暴投的威浮球。

    讓我們認清事實,在座任何畢業生或講台上任何人今天都無法來到這裡,如果我們的父母、繼父母、老師或指導者這些年來不曾重視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事。因此畢業生,給父母和親人一個熱烈的掌聲。(歡呼聲)(掌聲)現在,回顧你來到這個階段所做的一切,你應該感到背後有很多人的幫助。你將需要這些幫助,因為,2015年畢業生,賓州大學圍牆外的世界仍有許多有待改進之處,這是「情況真的一團糟」的外交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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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暴力極端主義團體如ISIL正在處決平民,並將年輕女孩像牛隻一樣在市場販賣;俄羅斯正使用武力占領鄰國領土;成千上萬的移民-多半是為了逃離非洲和中東的殘酷戰爭-在穿越地中海途中溺斃;成千上萬的羅興亞人及孟加拉人正逃離人權迫害及亞洲的經濟不景氣。這些移民透過人蛇集團夾帶或偷渡,蛇頭拿了他們的錢,卻將他們遺棄在海上,感覺就像莎士比亞在《暴風雨》中所寫:「地獄空無一物,惡魔全在這裡。」即使擁有在賓州大學所學的知識,踏入如今這樣的世界依然會令你不知所措、恐懼、甚至嚇得屁滾尿流。你如何著手處理如此重大的問題以及如此嚴重的不公正?你如何使這個殘破不堪的世界變得稍微好一些?

    二十多年前,當我坐在你們現在所坐的位置時,這些問題已經存在。我們這一代面臨的挑戰似乎也遠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並非一位文科研究生邁著堅定的步伐向軍閥或獨裁者抗議,他們就會罷手。雖然我知道歷史上有人曾經-或現在依然能改變世界。想像我能成為其中一分子似乎是傲慢、甚至自以為是的想法。如果以前有人告訴我:我,一位曾在匹茲堡和亞特蘭大就讀公立學校的愛爾蘭移民,不僅會成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還會受邀至賓州大學畢業典禮演講,我會懷疑你是否花太多時間在Smokes喝酒。所以你們真的有,對吧?我是傑出的運動員、有益的朋友和相當優秀的學生,但成長過程中我為人所知的特點不包括耐心。這是容忍官僚主義的必要條件,不包括外交能力。這是進行外交的普遍特質,甚至不包括理想主義。這對公職來說是絕對必要的條件。然而,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我已為美國政府服務六年半,我得承認我仍在挑戰官僚機構的黑帶資格,並得到一個結論:擔任外交官有點高估我的能力。但經過23年「現實世界」的歷練,尤其是任職政府機構之後,我變得前所未有的理想化,完全相信個人能為促進人類尊嚴做出實際貢獻,使全球和我國的情況變得稍微好一些。(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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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我不知道現場有多少未來的公務員或外交官。有幾個?很好,但願不只是那些在Smokes酗酒的人。但我知道這所令人驚嘆的學校被視為服務精神的發源地。1749年,當班傑明.富蘭克林在費城這裡籌備一所大學時,他的願景不同於當時少數殖民地院校。富蘭克林寫道:「所有學習的終極目標就是兼具為人類、祖國、朋友和家人服務的抱負與才能。」這很重要,我再重複一遍:「兼具為人類、祖國、朋友和家人服務的抱負與才能。」這就是這所卓越學府成立的基礎。有些人或許發現自己已踏上回應富蘭克林呼籲的道路,你或許知道自己兼具有利於服務的「抱負」與「能力」,但有些人或許會質疑自己是否擁有服務社區或國家的能力,更別提服務男性或女性族群。過去數十年,我竭盡所能地尋求足以匹配抱負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我扮演過許多不同角色。我曾經是戰地記者、人權捍衛者、教授、專欄作家、外交官,以及至今最令我膽顫心驚的角色-母親。我從這些經驗中所學到的教訓是:任何值得改變的事都是困難的。但有四種方法-無論何種領域、職業、國家或規模-可以增加使需要你的世界做出實質改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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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這是最基本的一點。如果你想改變世界,從「假裝能做到」開始。前幾代採用不同的說法:「演久成真」,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你-你微小的自我-「假裝能做到」縮小我國貧富公立學校之間的巨大成就差距,也許,如果你著手做這件事,如果你「假裝能做到」,你將發現自己協助輔導街尾那所學校的女孩閱讀或數學課程。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你「假裝能對抗」-你確實能-剛果民主共和國氾濫的性暴力,也許你將發現自己成為凌虐熱線的義工,為無人可傾訴的受害者提供安慰。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你在同性戀仍被視為犯罪的國家「假裝能促進」LGBT權益,也許你將擔負起說服祖父母或父母的責任,說明為何不該否定與相愛之人結婚的權利。(歡呼聲)(掌聲)我敢打賭,如果你問Gutmann校長、Price教務長、Cohen主席、你的教授、你的父母,或今天其他令人欽佩的榮譽學位得主,他們會說他們在令人敬仰的職業生涯中已完成一些「假裝能做到」的事。「假裝能做到」正是我職業生涯嶄露頭角的契機。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大規模暴行的影像令我深受震撼,我決定試著提供幫助,但主修歷史的我有什麼用?我決定-回想起來還蠻可笑的-我為大學校刊報導女排的經驗至少足以讓我嘗試成為一名戰地記者。當我抵達該地區,我之前不曾採訪過難民或維和人員或任何人,真的,除了運動員。但我前往巴爾幹半島,開始觀察周遭的記者。他們似乎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我竭盡所能地模仿他們,同時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專業一點。隨著報導經驗逐漸增加,假裝的成分逐漸減少,真實的成分逐漸增加。當我們開始學習新事物時,總會有一個學習曲線。2013年8月,我開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工作,幾乎同一時刻,我發現自己面臨相當棘手且危機四伏的談判,對手是俄羅斯,目標在於撤出敘利亞境內的化學武器。這是相當重要的任務,因為暴虐的阿薩德政權意圖將這種武器使用在自己人民身上。在緊鑼密鼓的談判期間,一個星期天早上,我帶兒子Declan到一家小餐館吃早餐。他當時四歲,因為這些沒日沒夜的談判,我沒多少時間陪他。就在這時,歐巴馬總統決定打我的手機。為何老闆總是幹這種事?總統強調這些談判的重要性,他鼓勵我尋找適當的談判平衡點。「不要在跑道上衝過頭,」他說。「但也不要裹足不前。」我說:「明白了,總統先生,我瞭解。」但我才接手這份工作不到一個月!在腦海裡,我想著:「那該死的跑道在哪裡?」(笑聲)(掌聲)但我找到了。(歡呼聲)(掌聲)我在這裡告訴你們:「『假裝能做到』,你就會真的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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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第二項建議,如果你想有所作為,確保你對情況有所瞭解。這麼做的好處是,情況將完全掌控在你手中。你可以試著閱讀比推特限制的140字多的文章,開始瞭解已思考過這些問題的人的想法。你可以向專家求教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然後多加閱讀及學習。如果你對國際問題感興趣,你可以學習一門語言,除了你在學校學過的另一門語言。當你認為你對情況已有所瞭解,甚至對可能發生什麼變化已有所想法,跳脫問題原有的框架,探索相關領域,無論是何種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已梳理好的問題變得雜亂,你將有機會進行深入探索,而非廣泛瞭解。回顧我在巴爾幹的歲月,這對早期職業生涯來說似乎是極其狹隘的選擇。我註冊了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言課程,一種使用範圍有限的語言,即使對我目前的工作來說。我閱讀大量與該地區有關的歷史書籍,據說「歷史太多不需要未來」的地區。我報導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似乎太過遙遠的戰爭,儘管我將目光放在世上相當不起眼的地區,藉由深入探索,我近距離接觸到亦適用於巴爾幹半島之外的問題,一些在我往後工作生涯中每天面臨的全球性問題。種族認同、國際正義、人道主義援助、難民回歸、和平維持以及如何改革聯合國。然而,當你身處現實世界,改變世界的理論很快就會遭受挑戰。我舉一個例子:去年秋天,當伊波拉疫情在西非爆發,根據一項可怕的預測估計,幾個月內感染人數將超過一百萬。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喪葬儀式為主要的傳播形式,這是因為當地風俗是家屬親自清洗及埋葬死者的屍體,這是處理伊波拉受害者的致命做法,他們的屍體可在死後數日傳播病毒。因此國際社會的解決方案是:將這種嚴重危害健康的訊息傳播出去,並大量增加安全埋葬團隊的人手。問題是:即使已經這麼做,安全埋葬服務中心的電話不曾響起,民眾繼續清洗及埋葬自己的親人,伊波拉病毒不斷蔓延。最後藉由深入傳染區、瞭解相關數據和當地文化,並藉由聆聽,流行病學家和救援人員終於瞭解人們為何不打這個電話。原因在於受害者家屬將「把遺體交給埋葬隊」視為違背信仰的行為,這是在千里之外的聯合國簡報會議中無法瞭解的事,人們只有在現實世界中遇上這個問題才會瞭解。藉由這項認知,一位幾內亞大教長在廣播中告訴人們安全埋葬符合伊斯蘭教義,並敦促全國12,000家清真寺的教長傳播同樣的訊息。藉由一系列類似這樣的自我調整解決方案,伊波拉疫情的死亡人數曲線得以下降,並迅速終止這項危機。現在,每個-(掌聲)如果想做出持續的改變,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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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第三項建議:如果你希望有所貢獻,伴隨「假裝能做到」及「對情況有所瞭解」,你必須說服他人加入你努力的目標。為了說服他人,你必須設身處地瞭解對方,這就是阿提克斯.芬奇對偵察員所說的話的意義:「你永遠無法真正瞭解一個人,除非你站在他的立場,感同身受。」宣導的核心在於同理心的實踐,我不是指為了說服而說服,我是指建立能做出有效貢獻的聯盟。很少人像賓州大學創始人一樣擅長此道。1776年10月,70歲的富蘭克林被派往巴黎,試圖贏得法國對美國革命的支持。他立刻著手瞭解法國不同政治群體及他們所重視之事,就法國外交部長而言,他的世界觀以「零和」及現實主義為基礎。富蘭克林起草了一份備忘錄,主張法國支持美國將大幅削弱法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英國。當這份備忘錄引起法國民眾興趣,富蘭克林大肆渲染美國以自由反抗暴政的浪漫理想,他還寫了匿名諷刺文嘲諷敵對的英國媒體,並拉攏菁英分子。他不曾錯過任何晚宴邀請或沙龍聚會,導致另一位美國外交官抱怨:富蘭克林「投入享樂的程度遠勝於擔負相同職責的年輕人」。但這位外交官忽略了一點:富蘭克林是在房間裡工作!戴皮帽出現後的某天,他發現法國人將這個形象視為美國人平凡務實的標誌,富蘭克林開始在所有公眾場合戴皮帽。如果戴皮帽的是加拿大人呢?富蘭克林正在塑造他的品牌。重點不在於富蘭克林的玩世不恭,他是美國獨立理想的真正信徒,他為了爭取美國獨立做了不平凡的犧牲。事實上當他在巴黎四處奔波,他的家鄉費城已被佔領。他的家被洗劫一空,他創辦的大學-你們的大學-成了英國佔領軍的軍營。重點是富蘭克林知道,為了拉攏法國,他必須融入其中。如果他沒有成功-事實上他大獲全勝,贏得所有他接觸過的法國選民支持-美國或許永遠不會贏得獨立戰爭,賓州大學或許仍是英國軍營,這不是很尷尬嗎?富蘭克林成功背後的因素之一,只因為在富蘭克林身上,法國人看見一場原本似乎遙不可及、微不足道的革命活生生地在眼前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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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引出我最後一項建議:人性化你的目標。別理所當然地認為目標的價值會替你贏得盟友,把它下降到人們可以觸及的程度,這一點在如今這個時期特別具有挑戰性。層出不窮的暴行、不公正、不平等不斷轟炸我們,閃現在我們每天面對的大小螢幕上,藉由每隔幾秒就更新的網頁顯現在我們眼前,帶來最新的壞消息。難怪我們的神經末梢飽受摧殘,我們表達同情的肌肉疲憊不堪。我在聯合國的工作中每天都面臨這個挑戰,即使在聯合國安理會,他們的工作是協助解決衝突,你經常可在外交官閱讀聲明、重複同樣空洞的譴責時感受到其中的冷漠,對於改變當地現狀毫無期待。去年秋天歐巴馬總統用一個簡單的姿勢成功將伊波拉危機人性化。一名利比亞人湯馬斯.鄧肯,他是抵達美國的第一個伊波拉病例。我國一些民眾任由恐懼戰勝人性,有些人呼籲我國政府封鎖邊界,甚至阻止需求迫切的美國護士和醫生自願參與救援工作,儘管專家堅持疫情必須在源頭被遏止。一些領導人,包括一些就在離這裡不遠處的人,強制實施政策,要求隔離每一位從疫區返回的人。就在這種歇斯底里的情緒達到高峰時,你們應該還記得,歐巴馬總統邀請因照顧鄧肯先生而遭受感染的達拉斯護士范妮娜來白宮。當時她剛剛痊癒,當范女士站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雖然她已經痊癒,卻被污名化,因為所有伊波拉倖存者都是潛在的病毒載體。總統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他給了她一個擁抱。不僅美國人看見這個擁抱,全世界都聽說了這個擁抱。一星期後,我在總統要求下前往伊波拉疫情國,人們仍驚訝地談論這個擁抱。那些擊敗病毒、卻被嚇壞的群眾驅逐的受害者感覺美國也擁抱了他們,恐懼的人也減少了恐懼。所謂人性化不僅意味著將壞消息人性化,也包括人性化那些將光明帶到黑暗地帶的人,那些排除萬難、不畏險阻地建立人類尊嚴的人。如今世上有一些比奈及利亞暴力極端主義團體「博科聖地」更邪惡的組織,他們綁架並奴役數千名婦女和女童,強迫年僅七歲的孩子在擁擠的市場中自爆。2014年2月,博科聖地襲擊奈及利亞北部村莊伊格罕,殺害一百多人,綁架人數更多,包括16歲的Binta Ibrahim和她的姐妹。他們被帶到鄰近村莊,Binta認出俘虜中有三個與她同村的孩子:名叫Matthew的兩歲幼兒和兩個四歲孩子-Elija和Maryam。他們與父母分離,無人照顧,因此Binta-提醒一下,她只有16歲-開始照顧他們。某天村莊遭受空襲,博科聖地戰士四處逃逸躲藏,Binta的姐妹決定逃跑,遊說Binta跟她們一起走,但Binta說:「我有三個孩子得照顧,我不能拋棄他們。」於是她留了下來。不久後,博科聖地成員強迫俘虜遷移到樹林中的藏身處,但三個孩子虛弱不堪,無法行走,因此Binta將Matthew和Elija綁在背上,將Maryam綁在腰際,帶著三個孩子開始行走。她就這樣整天步行,日復一日、夜以繼日地步行。她說:「我只能在一步也走不動時稍作休息,體力恢復後繼續前進。」兩天後,他們終於抵達目的地。她救了那些孩子,幾星期前,Binta、Matthew、Elija和Maryam獲救,還有其他700多名俘虜。當記者在難民營找到他們,Binta依然照顧著這些孩子。記者問她為何為這三個孩子冒生命危險,Binta回答:「我愛他們,就像愛自己的孩子。」雙拳緊握、抵在胸前以示強調。Binta是穆斯林,她拯救的三個孩子是基督徒,這讓我瞭解Binta對那些孩子的愛遠勝於排斥博科聖地對伊斯蘭教義的濫用。(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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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也可以在家鄉附近找到光明的來源。大約15年前,賓州大學醫學院教授注意到被送到急診室的拉丁美洲移民逐漸增加,因為一些本來可以預防的慢性疾病或症狀。他們多半沒有身分證明和保險,且無法用英語進行交流。他們擔心尋求醫療幫助會導致他們被驅逐出境,因此賓大醫生決定啟動一項計畫幫助這個弱勢族群,不僅處理急診,也處理他們健康問題的根源。他們稱這項計畫為Puentes de Salud,意思是「健康的橋樑」。他們開始設立免預約診所,每星期看診幾個晚上,有時在加油站後方或教堂地下室。Puentes計畫仰賴賓大學生志願者,以及受過醫療訓練的社區成員或社區護士的幫助。隨著南費城非法移民人數從計畫啟動時的六千人增加至如今的三萬人,Puentes計畫隨之擴展。醫學院學生自願前往診所幫忙,教育學院畢業生協助設計課程,華頓商學院學生開辦金融知識講習班,其他學校的學生也踴躍參與,其中一位是達芙妮.歐文。2009年,達芙妮為了支付布林茅爾學院的學費在當地酒吧打工,她在那裡結交了一群墨西哥洗碗工朋友。他們告訴她,他們的孩子因為英文不好而學業成績落後,因此達芙妮上網搜尋了一下,找到接觸Puentes團隊的方法。最後她與工作人員合作,為西班牙裔移民的孩子建立一個課後計劃,如今這項計畫輔導了數百名南費城的孩子。今天,達芙妮.歐文博士將從賓州大學醫學院畢業。(歡呼聲)(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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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身處世上的黑暗地帶很容易就錯過光明的源頭,但環顧四周,光明就在你身邊。思考一下,1990至2010年,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每天生活費不到一美元的族群-減少了七億人。在我最後一次畢業-1999年從法學院畢業那年,美國某個州將LGBT族群民事結合合法化的想法甚至不曾引起重視,事實上那年有36個州通過禁止同性婚姻的法令或憲法修正案。今天,同樣數量的州-36州-已將同性婚姻合法化。如果正義存在,最高法院將很快確認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同性婚姻是憲法權利。(歡呼聲)(掌聲)

    2015年畢業生,毫無疑問,你們即將踏入充滿挑戰的世界,但Binta Ibrahims和Puentes計畫讓我們看見,無論在奈及利亞或費城,解決這些大問題的途徑始於微小的努力,始於個人的努力,如同你們這些人。你可以在將三個孩子綁在背部和腰部連續步行兩天的少女身上看見這一點;你可以在注意到生活在陰影中的新鄰居並伸出援手的醫生身上看見這一點。賓大畢業生,你們擁有抱負與能力,足以改變你的社區及周遭的世界,只要你能做到對情況有所瞭解、說服他人共襄盛舉、人性化你的目標。富蘭克林是正確的,他說:「受教育的目的並非在於為自己服務,而是為了社區、國家、世界服務。」這一直是賓州大學肩負的使命,從今天起,這也將成為你的使命。祝好運,2015年畢業生。加油!(歡呼聲)(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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