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與梅琳達.蓋茲為2014年史丹佛大學畢業生演講

Bill and Melinda Gates' 2014 Stanford Commencement Address

在史丹佛大學第123屆畢業典禮中,比爾・蓋茲和「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共同主席梅琳達.蓋茲鼓勵畢業生藉由樂觀與同理心改變世界。他們建議親自與窮人和病人接觸,藉由這些經驗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講者介紹

比爾與梅琳達.蓋茲

比爾.蓋茲(生於1955年10月28日)是美國商業巨頭、慈善家、投資人、電腦程式設計師和發明家。1975年,蓋茲與保羅.艾倫共同創立微軟,它是世上最大的個人電腦軟體公司。在微軟的職業生涯中,蓋茲曾擔任董事長、執行長及首席軟體架構師,至2014年5月之前是微軟最大的個人股東。蓋茲曾撰寫以及與他人合著了幾本書。

梅琳達.蓋茲(生於1964年8月15日)是美國商人和慈善家。她是比爾.蓋茲的妻子及比爾與梅林達.蓋茲基金會共同創始人。她曾任職微軟,擔任微軟Bob、Encarta、Expedia專案經理。

譯者介紹

翻譯人員洪曉慧

繁體編輯朱學恆、洪曉慧

簡體編輯朱學恆、洪曉慧

檔案後製處理洪曉慧、謝旻均


比爾與梅琳達.蓋茲為2014年史丹佛大學畢業生演講

  • 恭喜2014年畢業生,梅琳達和我很高興來到這裡,能受邀在史丹佛畢業典禮演講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令人激動的事,對我們來說更是如此。史丹佛正迅速成為我們家人最喜愛的一所大學,長久以來它一直是微軟和我們基金會偏愛的一所大學,我們的宗旨是招募最聰明、最有創意的人解決最重要的問題,事實上這些成員多半來自史丹佛。目前基金會與史丹佛合作的研究計畫超過30個,當我們想深入瞭解免疫系統、幫助治療最棘手的疾病時,我們與史丹佛合作;當我們想瞭解美國高等教育變化趨勢、幫助更多低收入學生獲得大學學位時,我們與史丹佛合作。史丹佛是天才誕生地,擁有靈活、開放與渴望創新的思維,這是激勵人們探索未來並樂在其中的地方。有些人稱你們為書呆子,你們聲稱這是令你們自豪的稱謂,我們也一樣,我平常用的眼鏡跟這個差不多。在這個校園中發生許多令人驚嘆的事,但如果要梅琳達和我用一個詞彙總結我們熱愛史丹佛的原因,那就是「樂觀」。這裡存在充滿感染力的氛圍,使我們相信創新能解決所有問題,正是這種信念使我在1975年離開位於波士頓郊區的大學,從此一去不返。我相信電腦與軟體的奇蹟能使世界各地的人獲得力量,使世界變得更美好。從那時起已歷經將近40年歲月,我和梅琳達結婚也有20年了,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樂觀,但這份樂觀隨著人生旅程演進,今天我們將與各位分享我們的經驗,以及你我的樂觀如何為更多人帶來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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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保羅.艾倫和我創辦微軟時,我們希望將電腦和軟體的力量賦予全人類,這正是我們使用的口號:資訊領域一本開創性書籍的封面是舉起的拳頭,書名為《電腦解放運動》。當時只有大公司買得起電腦,我們希望使一般人也擁有同樣的力量,使電腦普及化。1990年代,我們見證了個人電腦賦予人類的巨大力量,但這份成功也造成新的困境:如果有錢孩子擁有電腦,窮孩子沒有科技,將造成更大的不平等。這與我們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馳,科技應該使每個人受益,因此我們致力於縮小這個數位差距,我將這一點列為微軟的優先事項,梅琳達和我將這一點列為蓋茨基金會早期發展重點,捐贈公共圖書館個人電腦,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使用。1997年,數位差距是我關注的焦點之一,當時我第一次拜訪南非,我去南非出公差,因此大多時間都在約翰尼斯堡市區開會。我住在南非最富有的家庭裡,當時距納爾遜.曼德拉當選、終結種族隔離僅三年時間。當我與屋主一起用餐時,他們搖鈴傳喚侍者,晚餐後男性與女性分開,男性聚在一起抽雪茄,我心想:「幸好我讀過簡.奧斯丁的作品,否則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情形。」隔天我前往索維托,約翰尼斯堡西南方一個貧窮的城鎮,曾經是反種族隔離運動中心。這座城鎮離市區不遠,但進入後的景象令我備受衝擊。我進入一個與之前完全不同的世界,拜訪索維托的經歷使我初次意識到自己多麼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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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微軟捐贈電腦和軟體給當地社區中心,如我們在美國所做的事,但我很快就意識到這裡不是美國。我見過與貧困有關的統計數字,但不曾親眼見過貧困的情形。當地人住在簡陋的鐵皮屋裡,沒電、沒水、沒廁所,大多數人都不穿鞋,赤腳在街道上行走,只是那裡根本沒有街道,只有泥土路上的車轍。社區中心沒有穩定電源,因此人們拉了一條約200英呎長的延長線,連接社區中心外的柴油發電機。看見這種情形,我知道一旦我和記者離開,發電機就會被用於更緊急的任務,社區中心使用者也得重新面臨個人電腦無法解決的挑戰。按照事先準備的講稿,我對媒體說:「索維托是一個里程碑,關於科技是否會造成開發中國家落後,我們得做出重大決定,這個決定就是縮小科技差距。」當我閱讀這些詞句時,我知道這不完全符合實際情形,我沒說出的是:「順帶一提,我們並未關注非洲大陸每年有50萬人死於瘧疾的事實,但我們十分確定能為你們帶來電腦。」前往索維托之前,我以為我瞭解世界的問題,但我對最重要的一些問題一無所知,所見的情形令我震驚不已,我自問:「我仍相信創新能解決世上最棘手的問題嗎?」我對自己許下承諾,在下次回到非洲之前,我會更瞭解導致貧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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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些年來,梅琳達和我確實更瞭解窮人最迫切的需求。在之後一次前往南非的旅途中,我拜訪一家治療MDR-TB(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的醫院,這種疾病的治癒率不到50%。我記得那所醫院是個充滿絕望的地方,一間巨大的開放式病房中滿是身著睡衣、戴著口罩、拖著沉重腳步四處走動的病人,有一層樓專門容納兒童病人,包括繈褓中的嬰兒。這裡有一所小型學校,讓身體狀況足以負擔的孩子就學,但很多孩子病情無法好轉,醫院不知道是否值得繼續開辦這所學校。我和一位三十出頭的患者聊了一下,她曾經在一所治療肺結核的醫院工作,然後開始出現咳嗽症狀。她去看醫生,醫生說她感染了抗藥性肺結核,之後她被診斷出罹患愛滋病,她活不了多久,但還有許多MDR患者等著她空出的病床。這是地獄,但還有很多人排隊等著進來。但目睹這個地獄並未減少我的樂觀,而是為我指引了方向。搭車離開時,我對與我們共事的醫生說:「是的,我知道MDR-TB很難治癒,但我們必須為這些人做點什麼。」今年我們的研究進入新肺結核藥物療法第三階段,根據患者的反應,之前是以2000美元的費用治療18個月,治癒率50%;現在是以不到100美元的費用治療6個月,治癒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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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們經常將樂觀視為虛假的希望,但同樣存在虛假的絕望,正是這種態度告訴我們,我們無法打敗貧窮和疾病。我們當然做得到。拜訪肺結核醫院後,比爾打電話給我,通常如果我們其中一個人要出國,我們會提一下當天行程:跟誰見面、到什麼地方,但這通電話不同,比爾跟我說:「梅琳達,我去了一個不曾去過的地方。」然後他開始哽咽,無法繼續,最後他說:「我回來後再詳細告訴你。」我知道他經歷了什麼,因為當你看見人們如此絕望,你會感到心碎,但如果你想做到最好,就得看見最糟的一面,我也有過這樣的經歷。大約十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前往印度,在那裡的最後一天,我和一群妓女見面,我想談談她們所面臨的愛滋病風險,但她們想跟我談污名化。這些女性很多都被丈夫拋棄,這就是她們當妓女的原因。她們得想辦法養活孩子,她們在社會大眾眼中如此卑賤,任何人、甚至警察都可以任意強姦、搶劫、毆打她們,沒人在乎。關於她們生活的談話令我動容,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們多麼渴望他人的碰觸。她們希望觸摸我,也希望我觸摸她們,似乎藉由這種肢體接觸,她們才能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因此我離開前,我們手拉手拍了一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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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天稍晚時候,我在印度垂死之家待了一陣子。我走進一個大廳,看見一排排病床,每張病床都有人照料,除了遠處角落那張病床,因此我決定過去看看。病床上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我記得她的眼睛,她有一雙盈滿悲傷的棕色大眼,她消瘦憔悴,瀕臨死亡邊緣,她的腸道無法容納任何東西,因此工作人員在床板上挖個洞,將盆子放在床下,她體內的一切都傾瀉到盆子裡。我看得出她罹患愛滋病,她的外觀及獨自被安排在遠離眾人的角落都說明這一點。愛滋病污名化的情形相當嚴重,尤其是針對女性,懲罰就是被遺棄。當我來到她的病床前,突然間我感到完全地無助,我無法給予這位女性任何幫助,我知道我無法拯救她的生命,但我不希望她感到孤獨,因此我跪在她身旁,把手伸向她,她伸出手來,抓住我的手,不願放開。我不會說她的語言,我想不出該對她說什麼,最後我對她說:「沒事,沒事,這不是你的錯。」我在她身旁待了一陣子後,她指向屋頂,顯然她想上去,我意識到太陽即將下山,她想做的是到屋頂上看日落。垂死之家的工作人員非常忙碌,我問他們是否能把她帶上屋頂,他們說:「不行,我們還得發藥。」我等他們發藥,然後詢問另一位工作人員,他們說:「不行,我們太忙了,無法帶她上去。」最後我只好親自抱起這位女性,她瘦得只剩皮包骨,我把她抱上屋頂,找了一張被微風吹倒的塑膠椅。我讓她坐在椅子上,用毛毯蓋住她的腿,她坐在那裡,面向西方,看著日落。工作人員知道這件事,我告知他們她在屋頂上,他們會在日落後把她帶下來,然後我不得不離開,但她一直縈繞在我心中。聽見這位女性的死訊實在令我難以釋懷,但有時正是那些你幫不了的人帶給你最多的啟發。我知道白天遇見的那些性工作者可能變成那天傍晚我帶上樓的女性,除非我們找到方法洗刷伴隨她們一生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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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過去十年,我們基金會幫助性工作者建立支持小組,使她們能互相鼓勵,說出自己的訴求:要求安全性交易,要求客人使用保險套。她們勇敢的努力降低了性工作者的愛滋病發病率,許多研究顯示這正是愛滋病沒有在印度大肆蔓延的主要原因。當這些性工作者同心協力阻止愛滋病蔓延時,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妙事件發生了。她們組成的社群成了處理所有困境的平臺,強姦、搶劫她們的警察和其他人無法再逍遙法外。這些女性建立鼓勵為彼此存錢的體系,藉由這些存款,她們得以脫離性工作,這些都是被社會視為最卑微的人所做的事。對我來說樂觀並非期待未來會更好的被動想法,對我來說樂觀是一種信念,相信我們能使未來更美好。因此無論我們目睹多少苦難,無論情況多糟,只要不喪失希望,不視而不見,我們就能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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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梅琳達和我都講述了災難性的情況,但我們希望能樹立實際的典範,證明我們能帶來樂觀的力量。即使在極端惡劣的情況下,樂觀也能激發創新,找出消除苦難的新方法。但如果你不曾親眼目睹遭受苦難的人,你的樂觀將無法幫助他們,你永遠無法改變他們的世界,這讓我想起曾經見過的一個矛盾。現代世界是不可思議的創新根源,史丹佛位於這一切的中心,創立新公司和新思想學派、獲獎教授啟迪藝術與文學、研發神奇藥物以及傑出的畢業生,無論你是獲得新發現的科學家還是致力於研究最冷門需求的人,你們都在為人類的貢獻上獲得令人驚訝的突破。同時,如果你詢問美國各地的人,未來會比過去更好嗎?大多數人會說:不,我孩子的生活會比我更糟,他們認為創新無法為他們和子孫創造更美好的世界。那麼誰才是正確的?那些聲稱創新能創造新的可能性,使世界變得更好的人?還是那些認為創新將導致不平等和機會減少,認為創新無法改變這些趨勢的人?在我看來悲觀主義者是錯誤的,但他們並不瘋狂。如果創新純粹是市場趨勢,我們不在意不平等的鴻溝,那麼我們或許能擁有美妙的創新發明,卻加劇世界的分歧。我們將無法改善公立學校,我們將無法終結瘧疾,我們將無法終結貧困,我們將無法開發出貧困農民所需的創新,在氣候陰晴不定的情況下種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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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們的樂觀無法解決影響眾多人類的問題,那麼我們的樂觀需要更多同理心。如果同理心能引導我們的樂觀,我們將看見貧困、疾病與資源不足的學校,我們將藉由創新給出答案,我們將使悲觀主義者大吃一驚。下一個世代,史丹佛畢業生將引領新一波創新浪潮,你們決定處理哪些問題?如果你的世界足夠寬廣,你將創造所有人都想要的未來;如果你的世界太過狹隘,你或許會創造出悲觀主義者憂心的未來。從索維托開始,我開始瞭解,如果我們希望將這份樂觀傳遞給每個人,讓世界各地的人都獲得力量,我們需要瞭解人類最迫切需要的生活。如果我們擁有樂觀,卻沒有同理心,無論我們多擅長掌控科學的奧秘都沒用。我們並非解決問題,只是解謎而已。我認為在座大多數人擁有的世界觀比我在你們這個年紀時更寬廣,你們在這方面能做得比我好。如果你投入全副心力,就能讓悲觀主義者大吃一驚。我們渴望看見你們的表現,因此讓自己心碎,這將改變你們對樂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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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一次前往南亞的旅途中,我遇見一位相當貧困的印度女性。她有兩個孩子,她懇求我領養她的孩子,當我跟她說抱歉時,她說:「拜託,至少領養一個好嗎?」另一次前往洛杉磯南部的旅途中,我遇見一群來自貧困社區的學生,一位年輕女孩對我說:「你是否認為我們是父母置之不理的孩子,我們只是他們的累贅?」這些女性令我心碎,現在仍然如此。「這也可能是我」的想法增強了同理心,當我與旅途中遇見的母親談話,我們希望為子女做的事沒有太大差別,唯一差別在於我們為子女提供這些事物的能力,因此這些差異源於何處?比爾和我在晚餐時與孩子們討論這個問題,比爾十分努力工作,他勇於冒險,做了很多犧牲才取得成功,但成功還有另一項要素,那就是運氣,純粹的運氣。你出生在什麼時代?你父母是誰?你在什麼地方成長?這些都不是我們憑自己的力量所得,而是天生擁有。因此當我們摒除所有運氣和天生優勢,思考沒有這一切我們會如何,很容易就能體會窮人的痛苦,心想:「這也可能是我」。這就是同理心,同理心能消除障礙,為樂觀開啟全新的領域,因此這是我們對所有人的呼籲:當你離開史丹佛時,帶著你所有的天分、樂觀和同理心,以能讓所有人都感到樂觀的方式改變世界。你不需要心急,你得展開職業生涯、償還就學貸款、尋找伴侶和結婚,目前這些已經夠你忙的。但在你生命歷程中,或許在不經意間,你會看見令你心碎的苦難。當遇到這種情形,不要轉身離開,這就是改變的時刻。恭喜2014年畢業生,祝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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